团委开展“大建设、大发展，我融入、我先行”主题征文四（塑造新时期“市民精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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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开展“大建设、大发展，我融入、我先行”主题征文四（塑造新时期“市民精神”）
建设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市民精神，已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最近一个时期，不少城市正在热烈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民精神”。然而，我们注意到许多人在讨论市民精神时，往往只以“拼搏”、“奉献”、“奋斗”、“创新”、“有道德”、“有理想”之类的抽象概括来加以阐述。而这些抽象概括实际并不限于市民精神建设，它们似乎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使用。的确，那些美好的字眼只是我们所讲的市民精神的抽象概括，而并非具体内涵。因为，从理论上讲，我们所说的市民精神主要是指市民在城市的公共生活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风貌，是一种关系属性，而不是内容属性。因此，市民精神必须被赋予一种具体的内涵，简单地以“拼搏”、“奉献”等来概括，至少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所塑造的市民精神不是古老的、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精神，而是现代的市民精神。如何将现代意识注入其中，这是市民精神建设的一个关键。
人造城市，城市造人，城市的诞生必然要求一种相应的市民精神与之相匹配。由于历史传统的种种影响，我们的市民往往身处城市之中但是却并不具备真正的城市精神。而建设市民精神所呼唤的正是这样一种城市精神，即一种现代意识。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崛起与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说的新教伦理，简而言之，就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则地为上帝而工作；劳动只是一种天职。当然，我们所要建设的市民精神不应等同于新教伦理，然而，其中却也有其相似之处。这就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则，换言之，就是“规则理性”、“责任伦理”和“公共道德”。
过去，我们建设市民精神的核心基础是“规律理性”、“信仰伦理”、“集体道德”（或“个人道德”）。其实不然，真正的市民精神建设，应该以市场公平、社会公正为基础，应该以市民对于人的生命、自由、平等、公正的普遍尊重为目的。因此，应该要求于市民的，不是传统的“规律理性”，而是“规则理性”，也就是说，关键不是面对自然界时所要遵守的必然，而是面对人与人的关系时所要遵守的规则。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与他人、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维护他人的利益；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就要维护他人的人格。这样，以亲疏划圈的“铁哥们”也就变成平等相待的合作者，昔日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也变为现在的彼此之间的“双赢”。
同样，应该要求于市民的，也不是传统的“信仰伦理”，而是“责任伦理”。这意味着，手段一定要合乎规则，必须义无返顾地承担因此而导致的责任。强调的是享有与付出、权利与义务、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的完全一致。因此，平等、公平、自愿、诚信也就取代了仁义、忠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也因此，“敢为天下先”的竞争观、“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全球观、“提倡人人学习雷锋，又不让雷锋吃亏”的义利观、“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的公益观……也就成为市民精神的重要内涵。
公共道德，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集体道德和个人道德。集体道德和个人道德，是传统乡村的产物。公共道德则应该是现代城市的产物。必须看到，现代城市的建设就意味着一个“公共空间”的出现，其标志表现为，社会生活从共同生活转向公共生活。共同生活是传统乡村的一个特征，它有其内在的统一价值标准作为凝聚力。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非匿名”的。公共生活则不然，它以公共场所为特征，其特点表现为既属于每个人，又不属于每个人；既属于社会，又不属于社会。例如街道、酒馆、游乐场所、商店、火车、海滩、快餐店、旅游景点……公共生活不再以具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作为凝聚力，也不再是向心运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匿名”的。
以“非匿名”与“匿名”来区别，这个视角很传神。对于“非匿名”的社会生活，我们有集体道德和个人道德对之加以规范；而对于“匿名”的公共生活，刚刚进入现代城市的我们却未能及时成功地建构起公共道德对之加以规范。这正是当前市民精神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真空”。
这个“真空”让我们遭遇过许多令人遗憾、令人困惑的事情。典型的现象莫过于人们常谈论的那些例子。如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满嘴脏话……再如，“见死不救”等现象。对此，我们经常笼统地批评他们“没有道德”，但是实际上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单位，并不是没有道德的，而且可能还是好父母、好职工。不妨设想，假如是在他自己家庭中、在自己单位里，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情况会如何呢？他们显然不会“见死不救”，起码不会“没有道德”。那么，在公共场合，这些人缺乏什么“道德”呢，显然缺乏的是“公共道德”，这是一种“匿名”状态下的“道德”。它是一种新型的对于现代城市条件下人们的道德水准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