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酒钱拿去给特困学生办午餐如何?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体检中心日前发布的湖北省公务员健康体检统计报告显示，九成公务员身体存在不同程度异常。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是肝脏系统疾病，约34%的公务员患有脂肪肝、肝囊肿、肝内胆管结石等肝病。中南医院体检中心主任邹世清表示：肝病成为公务员的第一职业病，多少有些意外。喝酒最伤肝。(据11月14日《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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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导致财政支出浪费、公众意见大、影响政府形象和产生酒驾酿惨祸之后，公款喝酒的又一大负面影响。这次直接影响的是公务人员本人的安全——其实，这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民谣里早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的说法，而新闻里，长流水不断线总能曝出点“公款喝酒醉死”之类新闻，有的甚至发展到“醉死当成工伤处理”的奇闻。
细数起来，在各行各业中，除了评酒师真正以喝酒为职业之外，还真说不上哪个工作离了喝酒就难以开展。陪酒女郎勉强也算，但终归算不上什么正职业。因而，武断地说句，没有多少职业必须与喝酒有关，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错。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酒，已成为某些人某些工作的必需品，如汽油之于汽车那样不可或缺。由此引发的一轮高过一轮的酒价和销量双双比翼齐飞的盛况，引起公众与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
早在2006年3月，“人民网”就报道“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这个数字甚至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如今，五年过去之后，就算各级部门在国家调控与财务公开与审计压力之下，已大刀阔斧地厉行节约，并取得巨大成效，公款吃喝未增长一分保持在当年“2000万”的水平上，也是极可观的——不久前，中央年投入160亿补贴农村学生餐费，使特困地区的学生每人每天补3元改善伙食，赢得了舆论的高度赞扬。按这个标准，“2000万” ，可以将这份善意与功德，推向怎么样一个标准?
当然，了解经济和财政运行状况的人，想必知道这个“2000万”的估计，是多么的保守。事实上，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民众的感受，都不只如此。而这之中，让公务员们的身体受损和让群众痛恨的酒，所占的比例，肯定是不小的。有的公务用餐，酒的花费，高于餐费，甚至数倍于餐费。
在当下建设节约型政府和关注民生的大社会背景之下，是时候解决公款喝酒这件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事情了。相比于公车消费和出国考察来，公务禁酒操作起来容易得多，一些地方，在公务用餐方面，已明确了禁酒，此举在节约财政支出和赢得民众的美誉上，都有明显的收益。将“酒”这个字，从财政预决算案中彻底剔除掉，用省下来的钱去做公共事业建设，将是一个巨大的赢得民众欢呼的事情。试想，如果将同等量级支出，用在包括补贴特困学生的饮食，或投入到对弱势人群的关爱与帮助中，能唤起多少的拥护与欢声?
把用到少部分人身上，而且可能令他们健康受到损伤的买酒钱，用到更多需要者的身上，为他们送去温饱与健康，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甚至可以使纳税人的痛感减弱许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钱，是拿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去了，他们所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光荣，而不是委曲和不满。
突破“三公”消费难以抑制的困局，酒，也许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