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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诺奖情结”几时休?
金秋十月将至，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结果又会卷土重来，占据各大媒体显要的位置。在获奖名单公布之前，欧美有博彩公司会为每项诺奖的候选人开盘，吸引玩家下注预测最终谁将折桂，但谁也不知最终结果。
然而就在不久前，2011诺贝尔文学奖尚未揭晓，却有人透露《金陵十三钗》编剧严歌苓将获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搁别的国家，这个爆料未必算得了什么，在中国必然引起轰动。原因不言自明，如同诺贝尔的科学奖项一样，截至目前，尚未有大陆的作家荣膺诺奖。国人的“诺奖情结”即主要源于此。那么，为何部分国人要对诺奖一惊一乍的?
又酸又甜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虽不全面，但它仍是世界文学的高标
提起诺贝尔奖，有人怨念有人不屑。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世界性的最高殊荣，它是一个高度衡量器，意味着国际同行对作家作品的认同。但另一方面，有部分国人认为诺奖评定是西方的标准，中国文学作品应有自己的“特色”和评定标准，何况诺奖还漏掉了许多文学大师。诺奖成了又酸又甜的葡萄。事实呢?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的确错过了许多重要作家，如大家熟知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但并不能依此否定诺奖得主的成就和诺奖的权威。错过的大师可能是因为时间和机遇问题，也可能是运气问题，但已获奖的百余作家毕竟群星闪烁，如海明威、泰戈尔、萧伯纳、马尔克斯等，他们帮助诺贝尔文学奖树立了世界文学的高标。所以，尽管诺奖虽不全面，但并不影响它享有世界文学至高荣誉这一事实。
诺奖在中国屡屡被作为“营销”手段
正因为诺奖的世界性影响力，而中国百年来无一正宗中国籍作家折桂，自然就成了稀缺品，而稀缺品是有很大营销价值的。爆料严歌苓获奖的始作俑者是作家张一一，据媒体报道，该爆料人已经是“傍诺奖”的常客，去年初该爆料人在某论坛发表公开信，列举5大理由建议瑞典文学院把奖项颁给自己，但之后又传出他用60万美元贿赂诺奖评委的消息。再后，该爆料人又在博客上炮轰诺贝尔奖，号召中国人集体抵制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说过要起诉诺奖评委马悦然以及诺奖评委会和瑞典文学院，但之后均无下文。
除了像张一一这样花样百出地炒作，诺奖得主也成了国人追捧的对象，比如最近几年的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帕慕克、略萨、莱辛等人，颇受国人的关注，他们的作品也因获奖而被引进中国，俨然成了“诺奖效应”。当然，这与张一一“傍诺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其背后，国人因诺奖悬空而产生的“诺奖情结”是不无关联的。
中国作家百年未获诺奖，但评委并非不关注中国
瑞典文学院不关注中国文学作品?
面对诺奖这道过不去的坎儿，中国人一方面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又对它嗤之以鼻，认为：“中国作家习惯于跪着看外国作家，特别是对西方作家。一些外国文学的推介者也总是喜欢‘挟洋自重’，搞得神秘兮兮，把中国作家给唬住了”。把问题归结于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学而“挟洋自重”是很容易的，毕竟评委是瑞典文学院，但评委们真的冷了中国作家吗?事实显非如此。
那些与诺奖有关的中国作家
鲁迅：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赫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
林语堂：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替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老舍：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的内幕。但老舍1966年就已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结果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沈从文：作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代巨匠，沈从文自上世纪80年代被人们重新发现与认识后，他的作品也被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字推广到海外。沈从文的小说引起了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注目，到了1988年，沈从文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当时瑞典文学院院士们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但非常可惜的是，沈从文却在这一年的5月去世了，中国失去了一个捧奖的好机会。
除了上述三位作家，巴金、王蒙、李敖、北岛等也被传被提名，但大多是子虚乌有，无法印证。不过最重要的是，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作如下评价：“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由此可见，瑞典文学院一直在关注中国，并没有因所谓东西方差异而故意忽略中文作品。
“诺奖情结”本质是民族主义与世界性的矛盾
作家关注诺奖无可厚非，但不应不择手段
如前所述，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冷落中国作品，日本、印度也有作家获奖，它仍是世界性的重要奖项。中国作家追求世界声誉无可厚非，毕竟写作在中国赚不了多少钱(除了郭敬明等畅销作家)，声誉也是鼓励作家耕耘的积极因素。可是，如果为了诺奖而故作喧哗、恶意造谣、甚至行贿评委，就有点儿匪夷所思了。钱钟书曾断言，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为甚。没想到一语成谶，在严歌苓被造谣获诺奖、中国作家行贿诺奖评委等事件中，其它中国作家同行的形象难免会被累及。更令人担忧的是，为了赚取“荣誉”而不择手段、违反规则的幼稚做法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它和奥运金牌一样，暴露了人们只重大奖而不顾奖项用意的心理。
公众关注诺奖也无可厚非，但不应与民族主义混淆
作家有“诺奖情结”不稀奇，公众也跟着一年一度“痛经”就不正常了。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含义了吗?中国作家无缘诺奖，除了运气、机遇等原因外，他们的作品符合诺奖的标准吗?按照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规定，文学奖应给予“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瑞典学院又转而特别重视“地方上的文学巨匠”，从而使获奖者扩大到澳洲、非洲、拉丁美洲，同时也把一些在当地声名卓著而在世界文坛默默无闻的作家，推到了全世界读者的面前。诺奖重视的是人性思考、文化共存和人道主义，而反观我们国内的茅盾文学奖，其标准是：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从迥异的获奖评定标准不难看出，与其说是中文作品有自己的“特色”，不如说是中国作家所处的文化土壤有自己的“特色”，当中国作家背负着恶意炒作、抄袭、体制、功利等累赘时，哪有条件创作出深刻揭示人性、探索多元、倾向于人道主义的作品?归根结底，普通公众的“诺奖情结”最主要的原因是把民族主义和诺奖的普世性混为一谈。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被用于政策的图解或中心工作的鼓吹，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由此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当我们正视这一点，并真正关注、支持文学本身的时候，“诺奖情结”也就成了过去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