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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贼(赵何娟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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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贼(赵何娟著) | |
写完全书的最后一章，已是凌晨5点。原本蒙眬的双眼却变得越来越精神。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书中的场景反复浮现，突然有点舍不得搁笔。各种回忆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股脑儿地奔涌上来。 曾经做过兼职书本翻译，之后才知道翻译一篇文章与翻译整本书的天壤之别。第一次写书，也终于体会了与平日写单篇大幅报道的不同，什么叫死去活来，眼眶不止一次地湿润。
从2011年9月第一次递交初稿，到多次修改，最终通过层层审查，终于能进入出版流程，已过去数月，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电信运营商们仍继续着像过山车一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运营商3G争夺战、苹果争夺战、高管大调整、中国移动被中央九大常委批示整顿、中国移动排名第一的副总经理鲁向东落马……
我的报道与写作没有停止，思考也从未停止。其实，论国企中的运营效率，相比石油、电力、金融、广电等垄断领域，这些年来，电信应该算是最接近市场的垄断领域了，也的确如很多电信从业者所抱怨的“至少我们是不断降价，而不是不断涨价的企业”，然而，他们却被冲到了曝光“腐败”的前沿。
相比其他国企，即便是其他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都可以说算得上优等生，尽管这种优等生也仅仅只是在中国“猴子称霸王”的垄断保护之中。
然而，他们冤吗？这恐怕也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可以概括之，但这本书是志在提供可留与历史反思的翔实解读。
一次参与SP人士的一个聚会，大家就像找到了一个垃圾桶一样向我大倒苦水，有人骂完移动骂联通，“移动的人要钱，他还实实在在是在办些事，还算好的了，联通的一些人明着要钱还不给你办事”。他的话也许有些情绪化，但是中国联通的管理效率长期远远不如中国移动也是业界共识。
差不多四年前，第一次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街头看到中国移动的宣传牌，是在一家中餐馆里，我还有些惊喜，后得知他们在当地即便非常之便宜，用价格优势吸引了一批用户，仍做得很差，用户忠诚度也很低，仍然严重亏损，一些中国人在那里有些愤愤不平，“为什么在中国收高价手机费，挣中国人的钱，却到巴基斯坦去补贴巴基斯坦人民？” 在巴基斯坦打回国内的国际长途费，比在中国的国内长途还要便宜。
2011年春，我做完中国移动这一在海外唯一的一笔收购，即巴基斯坦ZONG项目的采访追踪，才真正理解到，中国运营商要想如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期望的那样成为国际化，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目前还有如痴人说梦，这几乎为现有体制所决定。2012年，正在经历整顿风暴，更加强调“政治挂帅”的中移动，这一目标也变得更加遥远。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业务的发展，固守池城，即便是处于垄断优势中的运营商，不进则退也已是大势所趋。
商业和财经报道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很枯燥，要了解企业和市场，每天要跟很多数字打交道，要分析财报，要分析趋势，还要像侦探一样探析真相，但我却越来越觉得有趣。站在企业之外看企业和商业社会运作的规律和灵魂，也许会被有些人批评，“不处其中，难解其难，不甚了解，所以浅薄”，但在我自己的经历看来，却越来越变成一种独立姿态的“要识庐山真面目，必须站在高山外”的相对超脱。我也开始喜欢用调查的方式肢解一切商业报道，哪怕是很普通的商业事件。
同时也不能否认，媒体的运营，职业新闻的操作，本身也已经成为商业社会的一部分。商业社会的每一部分，无疑都被金钱、体制、政治、教育等等紧密地裹挟，要理解这个商业社会，就必须了解这些复杂性。
2010年5月，我到瑞士参加全球调查记者大会，在会上还作了一个发言，介绍在中国做调查报道的经验。其他国家的同行者除了对中国新闻环境充满好奇，也都很吃惊，来自中国的调查记者如此年轻。
参加大会的调查记者年龄最大的已有68岁，其实这不完全是他们秉持的某种理想，而是他们真的将此作为终身职业。一个职业记者跟一个职业运动员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职业记者退休之后，仍然可以想干就干。
当时，想着自己身边同行同事不断上演逃离，财经记者为自己创作了各种自嘲的段子，因体制与商业的困惑，时刻伴随着职业生涯，我就很感慨，中国是否也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鼓励，甚至养着这样一群愿意坚持职业调查的记者或者作者，一直到他们老去。
若干年前，我开始因为连续几篇揭露性调查报道，被前东家所在地宣传主管部门多次点名批评。后来我终于被“冷藏”了，手足无措的我在家连续哭了一星期，直到舒立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到现在，对舒立、过去的财经，对今天的财新，我一直存有一种知遇的感恩。我也对中国媒体行业的复杂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这个团队里，我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笔耕不辍，也越来越明白“职业记者”身上真正沉甸甸的责任。
调查记者，仅有勇气和正义感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所谓的资源积累也是不够的，尤其对财经类调查记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耐得住长期寂寞，我们没有社会类调查那么大的轰动效应，没有那么多光环，没有那么快能迅速随着社会热点转移而不断出成绩，却需要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和积累，需要更多的案头工夫，还需要对复杂的政治、法律、金融、行业性问题的持续学习。
复杂的商业社会，常常没有简单的是非、黑白判断，只有更为错综的历史和金钱渗透到毛孔的利益与交易。这也是两年来，我跟踪调查电信黑幕和写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我不时被问到“为什么像张春江、鲁向东、李华这些出事的，都是国企能人”？
一个对中国行业现状非常了解的外资高管在与我闲聊时感叹：“如果在国外，在十年里把一个运营商搞这么大，全是亿万富翁了，需要贪吗？体制里面，也就没啥好说的。”
是啊，这些都是为什么呢？我试图用这本书里大量的事实与故事来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能让读者从中对行业，对中国的认识有所加深，我想就已经是对我的鼓励。
书肯定不会是尽善尽美的，也许多年后我再重新写就中国垄断行业这点事，中国又有了新的变化。记录下今天发生的这一切，也许仅仅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给历史一些交代的心愿，但我的写作和思考不会因为这本书而中止。
其实，职业的成就感也是这样逐渐累积的。四年前，曾做过一个不那么大的上市公司的调查——《宏盛科技出口骗局》，一个关于自诩为云南王龙云后人的人的非典型故事，牵涉了中国最大的进出口担保公司。报道作出后上海证监局稽查局领导要找我谈话，我颤巍巍地去了，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是希望我能配合他们的调查，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我们所报道的核心信息，但报道又不能作为有法律效应的直接证据。征得单位同意，我把相关证据一并提交，他们也掌握了可公开的证据渠道。那也是一个与多位同事合作的报道。
一年多之后该案开庭，怀孕快九个月的我挺着大肚子坚持去听了庭审，在人群中抢到了旁听证，看着那些证据出现在法庭上。来自上海证监局的旁听者一眼就认出了我，并说了声谢谢。我有点感动，不是别的，只是觉得这份辛苦的职业虽然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物质财富和权力，但给我带来了太多的快乐，以及活着的价值归属感。
2012年2月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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