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祥勇
1977年初冬，我出生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山东单县。单县得名自舜的老师单卷曾居住该地。孔子的学生宓子贱鲁哀公时任单父宰，为政三年，单父大治。单县历史虽悠久，但地既不灵，人更难杰。查诸典籍，本县只出过一个大人物，吕后，心狠手辣如蛇蝎，为人所不齿。本县也只出过一个“小人物”，蓝翎，在《红楼梦》评论风波中被毛主席御封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另一个便是当今的红学专家李希凡）至于新近又出了一个大衣哥朱之文，真是连“小人物”也算不上了。
乡村读演义
今天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我在何时开始了文字的启蒙。只能从对儿时的点滴回忆写起。1977年的冬天，天寒地冻，但在中国的政治天空下，却已经坚冰破解，云开雾散。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为我有书可读提供了政治前提。我没有生在江浙古镇、世家大族，虽然遗憾，但是祖辈上却是“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高祖曾经是一位有名的塾师，方圆数里，求学者众。曾祖短寿，五十多岁就已亡故。但识文断字的传统家风并没有失传，爷爷十几岁时，一次下河游泳，被玻璃划伤了腿，就在他卧床养伤的十几天里，硬是从一字不识背会了《百家姓》，逐渐的也开始成为农村里的文化人，二爷爷识字更多，我记得小时候，二爷爷家里是有人民文学版的“四大名著”的。于是我的童年里也耳闻琅琅读书声，身浸诗书翰墨香，堪称幸运。读书的是祖父，虽多为公案演义小说，但也出声忘情地读，主要是读给奶奶听，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写字的是父亲，每逢过年时，家里父亲写的春联就铺天盖地了。儿时更美好的记忆，是夏日向晚，月华遍地，父亲在庭院的槐树下给我讲那或美丽或忧伤的故事。《西游记》、水浒故事，还有诸如《墙头记》、《聚宝盆》、梁山伯和祝英台等等民间故事，都是那时开始知道的。也许彼时，我心里就被种下了文字的根。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不再去听爷爷读书了，而是在爷爷不在时，自己把他的书拿出来读，一是因为他读书的速度太慢了——他读公案演义小说，总是大声阅读，二是因为我已经认识了不少的字，可以独立阅读了。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是放学后一路飞跑回家，先到前院爷爷房里看爷爷在不在家，当然最期盼的是爷爷不在，我就可以把他的《薛仁贵征东》之类的书拿来猛读一阵。常常是一边帮妈妈烧火一边读书，有时候读到忘情处灶下火已熄灭还没察觉，有时把棍棒劈柴之类往锅底下堆放一通，看着灶下燃起熊熊烈火，便抓紧捧书来读，所以经常锅内的饭食溢到锅台上。妈妈发现后佯嗔我不要“光看闲书”，其实并不真正生气，妈妈那时对我读书的态度是何等开明啊。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小学没结束，我已经读过十几本大部头了，诸如《包公案》、《杨家将》、《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七剑十三侠》等等。在当时文化贫瘠的农村，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那时我对一切有文字的东西感兴趣。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一首同义互训的打油诗，道是“半夜三更子时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妻子老婆堂客问，你是哪个何人谁？”是有一次和堂哥祥文一起在外面乘凉时，从他拿的一本《故事会》上看到的，那时候上初中的堂姐家里有几本《故事会》。还记得暑假到姥姥家里去，除了和表姐一起玩之外，就是能从姥姥家找到表哥曾经读过的一些书。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捧着一本书坐在姥姥家门前的一片树荫里，完全听不到周遭小朋友们热闹的喧哗嬉闹声，因此一番表现，我还被舅舅当作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后来我从姥姥家回自己家，还“偷”过一个那种硬纸板的小型文件夹，我把它装在裤兜里，以为姥姥家里人不会发现，其实在小小的裤兜里装一个鼓鼓囊囊的硬物，连走路都不顺当，谁会发现不了呢，但舅舅表哥表姐们都不说破，“外孙是姥娘家的狗，饿了就来，拿了就走。”
那时是没有钱买书的，但拥有自己的书确是我小时候一个很大的梦想。记得有一年过年，我放过一个爆竹，结果这个爆竹没有完全炸开，剩下的一卷炮纸舒展开来正是一本小书的模样，而且上面有字有画，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卷炮纸珍藏许久，这也许就是我的第一本藏书吧。
小学没有毕业，我还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藏书了。四年级那个暑假过后，爸爸去菏泽市里的大姨家走亲戚。回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四十多本的小人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还有一本吴庆先改编少年版的《西游记》。我如获至宝，把一本《西游记》看了好多遍，小人书内容很丰富，有三国故事《草船借箭》、红楼梦故事《柳湘莲》、岳家军故事如《杨再兴》、《小商河》等等，还有我当时看不太懂的历史故事如《汉宣中兴》、《得陇望蜀》，这些小人书在很长时期里都是我的宝贵财富。我还经常把这些小人书拿到学校里给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冯洪昌老师看，因为我曾有意无意间贪污了冯老师好几本作文书。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当上了村里的支书，我也被提拔当上了班长，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但我当时的学习成绩确实是首屈一指的。班主任冯洪昌老师很关心我，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经常在黑板上抄他选定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里的佳作。我在黑板上辛辛苦苦地抄，其他的同学再抄在本子上诵读学习。冯老师给我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都有些年头了，因为书皮已经很旧了，有些还已经脱落，那应该是供他的教学之用的必备书籍。我在黑板上抄完之后，借口还得抄在本子上，所以并不马上还他。日子一久，便有意无意地“忘记”归还，冯老师也不找我要，也许他也是以一种“淡忘”的方式鼓励我好好读书吧。就这样，那年小升初，我以本校应届第一名的成绩升入镇上的初中。全班50多人，只有9人考上初中，其中6人是复读生。
中学读名著
从初一开始，我就离开家到镇上的中学去读书了，这养成了我凡事独立的习惯。镇的名字叫郭村镇，这是单县的一个大集镇，距离我家有三四公里的样子，不方便走读，但学校只有女生宿舍，没有男生住宿的地方，男生必须自己寻找地方去住。我先是住在郭村粮食管理所，那时小姨父从部队转业后分在那里上班，后来因为缴公粮时粮所的职工都在那住，就把我们赶出来，我就又去找舅舅，舅舅那时是郭村供电站的站长，他把我安排在镇政府旁边的供电站里去住。三年的初中生活并没有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书籍，那时候忙于考高中，阅读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我记得初中三年我可能只买过一本《故事会》。但我的作文写得一直不错，经常被老师要求誊抄了贴在墙上展览。记得初二时我写过一篇叫作《我的共产主义观》的作文，结尾引用李大钊在《Boishevism 的胜利》中的一句预言“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得到教语文的杨绪银老师的激赏。现在想来，我那时哪里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观，但少时的一腔壮志和干云豪气一直激励着我，使我没有庸常地苟活到今天。
又三年后，我考取同在郭村镇的单县第五中学，这所高中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农村高中，但因为这所学校所开设的外语除英语外还有日语、俄语等小语种使高考升学率大增而声名远播。高中的几年间，我真正开始接触名著，但还是没有钱买，记得当时有个叫杨公成的同学，他已经参加工作的姐姐给他寄几本名著去，我们都借来读。我当时借他巴金的《家》来读，一边读一边做摘抄，读完之后不过瘾，又省吃俭用节省下钱来买了《春》、《秋》。而且还常常是在语文课上偷偷放在书桌洞里偷看——我对当时遇到的几个语文老师真是不敢恭维，高中阶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语文老师只有许长龄老师和我的表哥张恩勇。
那时候恩勇表哥是五中的语文教研组长，他宿舍里有个小书柜，今天看来大概100部书不到吧，但在那时的我看来简直就已经叹为观止了，我心里想，如果我有这么多书该多好。虽然不能据为己有，但借来读是没有问题的。记得高一时首先借来看的是中华书局版的《史记》，简体竖排本。结果在其后的几次文言文测验中，我都是第一名。许长龄老师在班上给全体学生说，读过《史记》的学生，对付这样的小测验那就是小菜一碟，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励啊。高一的暑假，我第一次通读《三国演义》。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称赞《三国演义》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其实在四大名著里，《三国演义》还是文言味最浓的。后来我在自己班上开展的师生共读活动中，真正能够细致深入通读全书并且充满兴趣的学生寥寥无几。
高一那年的暑假，我家菜地里的一棵桃树结满了又大又甜的桃子，即将成熟，为防人偷，我吃过早饭就捧了《三国演义》蛰伏在枝叶浓密的桃树下读书。树上是满眼汁液饱满的仙桃，书里是三国英雄争天下，刀光剑影寒光闪闪，赤壁鏖兵烈火熊熊。累了就躺在桃树下小憩一阵，渴了就摘桃子解渴。想想那一个暑假，至今仍然神往不已。
高二那年，把爸爸的一本《鲁迅杂文集》带到学校里去读，结果后来被同学传阅，不知所终。暑假从方振表哥那里借了《红楼梦》、《二战风云人物之丘吉尔》、《金陵春梦》来读。在当年7月25日的日记中我写到：“离开学也就只有一周的时间了，本想暑假里能够认真地复习一下数学课，可事实上我的计划是破产了，由于一部《红楼梦》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直到昨天我才看完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是，时间毕竟没有白白地流逝掉，我感觉读完这部小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至少比原来更趋成熟，另外从修养上来讲，《红楼梦》堪称为一部修身养性之宝书，的确让我获益匪浅。由于时间太紧张了，所以我便不再准备暑假期间复习功课，索性把钱钟书先生之《围城》概通一番，估计明天就可看完。”感谢我从初一养成的写日记的习惯，直至今日未辍，翻检这些文字，使我随时都能回到过去时光里的任何一个生活学习的场景中去。
高考前夕，有一个卖盗版名著的小书贩经常去学校里摆摊，但由于时间和经济都紧张，只是课余时间常常跑去小书摊那里翻阅，并未买得一本。高考过后，终于忍不住，买了一本盗版的《岁月随想》，赵忠祥写的，大概十块钱。——没想到我后来发表在中国作协的机关报《文艺报》上的第一篇像样的东西就是批评赵忠祥的。
高中阶段一个很重要的阅读经历不得不记，那就是我邂逅了一本叫《读者文摘》的杂志，从我偶然买了第一本《读者文摘》（那时还叫《读者文摘》，因为后来和美国《读者文摘》的版权官司，改名为《读者》）开始，在至今二十年的时光里，我购买了二十年的《读者》，近年来虽然不再通读了，但每年依然订阅，信手翻翻，放在家里随手可及的地方，妻儿亦可翻阅。虽然质量大不如从前，但我坚持认为，在坊间众多的出版物中，这本杂志依然是一本充满理想主义的刊物，并且不遗余力地给我的学生们推荐。高中时我常买的刊物还有郑州出版的《小小说选刊》。
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语文成绩和作文都出类拔萃。说句不恭的话，我真不认为是哪个语文老师教出来的，我认为这应该归功于我对阅读的痴迷。
曲园通“中西”
1997年，我考取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也许说第一个并不确切，因为二爷爷家里的二姑在七十年代就已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姑也考取了菏泽师专。我是马氏族谱（入族谱的只有男性）上第一个本科生，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在很多年里，当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时代，我村的大学生都只在我们家族里出现。
进入曲园，我的阅读才真正开始。
曲阜是个极不繁华的小城，至今也只是个县级市。但是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却并不比很多国内闻名的城市稍差，这应该感谢孔子。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曲阜的这所师范大学，应该才是师道正宗。但是，我却很对不起孔子，因为大学期间我几乎没有读过教育类专业书籍，哪怕和教育有关的专业课我也没有好好学。我完全把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读成了综合类大学的中文系，因为年少轻狂，再加上对中学教育流弊的痛彻心肺的憎恨，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一名教师，尤其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大学入学伊始的那次自我介绍的主题班会上，我郑重地对着79名同学发出宣言，“我四年后是要考取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因了这句对自己的承诺，我开始了经常逃课“横扫曲园图书馆”的疯狂阅读岁月。
当时的阅读当然以古籍为主，因为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是不给报考中文系研究生的学生列指定数目的，目的只有一个，他们要博览群书而有识见的学生。当时，光《中国文学史》我就至少精读了三套，即经典的游国恩主编的人民文学版、袁行霈主编的高等教育版、还有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主编的版本。我对着《中国文学史》按图索骥，只要是文学史上提到的书名和篇目，我都努力从图书馆找到原文去读，有些细读，有些浏览，有些背诵，有些吟唱。比如读《诗经》的《芣苢》，当时是在古代文学老师刘奉光的指导下谱上曲子吟唱的，比如读《滕王阁序》，是我用了两个早晨背诵下来的。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六朝笔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盖有涉猎。古籍当中我对先秦古文和唐诗用功甚深。记得当时有位老师说过：“在孔子故里读师范中文系，不读《论语》枉来曲阜。于是我从图书馆找来了三个版本的《论语》，自己又买来李泽厚新出的《论语今读》，参校阅读，《论语》阅读笔记就做了几万字。然后由《论语》而“四书”，“五经”中《尚书》和《周易》没有读过，心想将来有时间了，一定要再好好补课。直到去年，我才买来了上海古籍的全套“十三经译注”。
后来随着阅读视野的逐渐开阔和功课的日益丰富，我承认了一个真理，你读的书越多，越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因为你读过的每本书上都有很多你未曾了解的书名。我的阅读范围又延伸到了史学、西方哲学、美学等领域，我购买了一套福建教育版的《中国通史》来读，又买了朱光潜老人的《西方美学史》来看，商务版黑格尔的《美学》只买了第一卷，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我在早读时间里曾大声的朗读。从先贤到西哲的延伸，使我不自觉地有了一些比较文化学的视野，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比较文学也并不神秘，你只要东西兼通，自己就会产生比较意识。那时并不知道，要想比较文学做得好，必须有很深的西学根底，至少是能阅读外文原著的。
如果说中国古籍能给人根底的话，西方哲学则给人思想。其实西方哲学不但能给人思想，并提供给你思想的方法。正是在阅读西方的著作中，我开始有了“思想”，成了一个会思考的芦苇。直到现在我都服膺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而思想不仅仅是属于人文学者的，（帕斯卡尔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而是属于一切人的。我甚至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思想。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我是以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中》为门径而步入西方，读了点西哲的书。这里要感谢周国平先生。
也是读法国人的书，让我有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和公民意识。我当时并不能预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等书会带给我怎样的影响。认真想来，我今天以培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国家公民为己任，不能说是完全承袭了陈寅恪先生的原句，真正的根源应该在这些法国人这里。今天喜读熊培云和王开岭诸君的书，也是渊源由自吧。
提到王开岭，不得不提到傅国涌。这两位曲师大的学长，都是当今中国学术思想界响当当的人物。王开岭虽然去了央视做电视策划人，但他有《精神自治》的自觉，《激动的舌头》还是能够给央视带来点值得称道的看点的。傅国涌的知识分子研究颇有建树，我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话题也很关注，大学时读过许纪霖先生的《第三种尊严》，新近又购买了《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对知识分子研究最有成就的，我还是最喜欢萨义德，这位提出“东方主义”的耶路撒冷思想家，将会因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和《知识分子论》而彪炳千秋。
中国现代当文学是中文系的必修课，我虽然也读过不少，但除敬服鲁迅外，我对其他作家的评价均不高。现代文学六大家的书，我前面已提到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在高中时已读过，我把他归为青春文学，只适合少男少女看。老舍先生的简洁顺畅的北京官话我喜欢。郭沫若的大呼小叫，歇斯底里为我不喜，矛盾、曹禺的作品都是时代产物，也必将随岁月而失色。鲁迅不然——他依然活着。我大学时用一个学期时间通读《鲁迅全集》，发现鲁迅就是一个先知，他的言说时时切中时弊。今天重读鲁迅，你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思想超越于时代不止100年。至于不时有噪音喧哗曰超越鲁迅云云，实在是不自量力，博人一哂而已。
当代作家中，我当时最喜欢余华和张炜。余华前期的先锋小说的确充溢着思想的锐利，我当时读过《活着》之后，用存在主义观点做过解读，后来发表在《现代语文》。2006年再读余华的《兄弟》，让我不得不感慨作家也在随同时代一起堕落。张炜的《古船》是带给我震撼的一部小说，翻遍所有的茅奖获奖小说，鲜有超越《古船》之作。山东籍作家里，张炜更有资格问鼎诺奖，张炜的价值还远没有被发现。散文作家里我最喜欢探寻人生真义的史铁生。
曲园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有古色古香的沉静，去声色犬马的浮华，面对400多万藏书的图书馆，原谅我只能在那片园地生活学习四年时间，只能认真精读几百本书籍。我认为我前面已基本把我在大学期间阅读的脉络梳理清楚了，为避免炫耀之嫌，我就不再把我读过的书名都罗列在这里了——其实也真没什么好炫耀的。陈丹青先生说过，“读书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要是论教养，你真的是读书人，你不要讲出来，你不要告诉人家你是读书人，你读书也好，画画也好，不能弄成一个身份。”陈丹青说，这是他到国外才学会的，他发现国外很“牛”的人都害羞得要命，躲着不讲自己挺在行的那些事。
读大学四年，我每学期的生活费只有800元，我从这800元当中，拿出300到400 元用来买书了。
我进北大中文系的梦终因数分之差未能如愿。但大学四年，我没有辜负美丽曲园的春花秋月，我没有虚度青春年华的一分一秒。这一点，曲园的图书馆——“就道”知道，刮过曲园的风知道……
离别曲园，同窗李波有菩萨蛮为赠。
菩萨蛮·送马兄祥勇
四年风雨会圣都，如今各奔他乡路。阳关再三叠，也难留君步。
此去天地阔，负志再逐鹿。他年潮头立，一笑傲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