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小说的兴起
——《中国小说源流论》（笔记三）
志怪小说的一支演进为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则并非仅仅来源于志怪小说，它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杂史杂传。志怪小说与杂史杂传只存在题材、篇幅和体例的差别，就其本性而言，它们都是史传的分支。志怪小说是神仙鬼怪的传记和山川洞穴的历史杂记，除去宗教的功利动机外，它们何尝不是杂史杂传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作品，传统目录学家们是归在史部之中的。史传文学的传统始终制约着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
传奇小说诞生在唐代，但“传奇小说”的名称在唐代是没有的，这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对于这类文体，唐代人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从现在的文献看，最早用“传奇”作为这类作品的全称的是元末明初的陶宗仪，他的野史笔记《南村辍耕录》称：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他把“传奇”与“戏曲”、“唱诨”、“词说”对举，第一，明确指为是一个时代的文体，第二，“传奇”与“戏曲”、“唱诨”、“词说”都是叙事性文体。
如果说宗教刺激了志怪小说，那么则可以说娱乐刺激了传奇小说。唐代传奇小说与南北朝志怪小说最大之不同，是它洗涤了宗教色彩，而带有明显的娱乐性质。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志怪小说也有娱乐性，同样，唐代传奇并非都没有宗教和准宗教目的，从总体来看，以儒家伦理观念进行劝诫的倾向最为明显，我们这样说，只是就其大体而言。文学的社会功能是多元的，要而言之，是愉悦和教育的。娱乐至少有两个层次，低级的层次是快感，高级的层次是美感，是快感的升华。教育也是多方面的，思想的、道德的、知识的等等。小说的娱悦性尤为突出，因为小说的基本层面是故事，不论是通俗的小说还是高雅的小说，它总是首先要以故事满足读者的好奇心。鲁迅说，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小说起于休息，“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种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
“疏而存之”的目的，是传给更多的人阅读、裴铏把他的作品叫“传奇”，意即将奇异故事录而传之。作者愿意写，是因为有人愿意读，李功佐就代表着读者的要求，这种征异话奇的消遣娱乐的需要，成为传奇小说的根本动力。
从传奇小说创作和流传情况来看，士大夫讲说和写作传奇小说是一种高雅的消遣，在客厅里、旅舍中、航船上、冬炉前，征异话奇已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代传奇是贵族士大夫的“沙龙文学”。由于传奇小说为士大夫所喜好，一些文人借创作传奇小说以表现自己的才华文笔，以求得上层人士的赏识，从而有助于在科举中得到选拔，出现这种事情也是很自然的。
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与唐代政治安定、思想开放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权力的争夺一刻也没有松弛和缓和过，士大夫文人动辄得咎，禁忌太多，知识阶层转向文学，社会转向宗教，于是以玄韵为宗的志人小说大盛，以神道为宗的志怪小说流行，唐代社会相对要安定得多，统治者对思想较少禁锢，有唐一代，文字狱极少发生。鲁迅曾把唐代传奇和宋代小说做过比较，“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故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时的世家大族，不管作者是不是有意要嘲讽那些显耀的士族，作品不避讳他们高贵的姓氏，就说明当时政治空气不那么紧张。
一种文学样式的兴盛，有其文体内在的根据，也有其外在的社会的条件，此外在文学这个领域内的各种样式的发展状态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多属于上层社会，且不论他们的出身和官职，仅就文化修养而言，他们大多具有较水准。他们并不是传奇小说的专业作家，当时没有这样的专业作家，他们除了写传奇小说外，很多人也写诗，写散文，有的还写史。因此，唐代的诗歌和散文，在艺术的较深层次上影响着传奇小说。史传本属于历史学范畴，但古代文史不分家，唐代的史传文学有很大的发展。杂史、杂传和野史笔记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而传奇小说的作者很多是自觉地用史笔写小说，小说的某些集子与野史笔记本来就很难一刀两断，传奇小说的发展与同时并行的史传文学有着更加亲密的共荣关系。
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统治者心胸是否广阔，可以从当代的文学作品中看的出来。唐代以其广阔的心胸称雄于当时，文学作品也体现出相同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