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有所读——四】141页：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的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尤其是对当地种植鸦片的背景和这种毒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辅导团教师们借此时机进行实际教学，当年与李济一同进行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的著名地质学
逃难搬迁，对大学来讲是一种灾难，但对于学问来讲，未始不是一种机遇。做学问，固然需要读书，但是，仅有读书是远远不够的。把学者抛到实践的田野就很容易看出真学者与假学者的分野。闻一多、袁复礼等学者能够抓住契机在行万里路的途中研习学问、发展学问，且成绩卓著，非常难得。在性命朝夕不保的环境中潜心学问，发现做学问的良好契机且能好好利用之，非视学术为生命者断不能为。只有把学问作为人生必不可少的信仰的真学者才能做得如此之好。
142页：北大南迁后，曾昭抡率化学系一批师生来到长沙，继而随“湘黔旅滇行团”向昆明徒步进发。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曾氏不走小道捷径，而是沿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据当时就读于北大化学系，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
曾昭抡这样做可能是由于家学、家风使然，作为曾国藩的后人，能够坚持做日记不足为奇。可贵的是，
143页：在整个旅途跋涉中，旅行团师生们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学生钱能欣到达昆明后，将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出书原来也这样简单。不简单的是随时随地的思考与记录。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先生教授们的言行举止对后生学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一种真实的、真正的教育。所有，只说不做，只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的教育均是伪教育。
147页：梁、林夫妇遵照新的设计方案，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未就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交出最后一稿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黄钰生很无奈的告诉我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
现在看来，当时的学校领导是多么的迂腐，为什么不将校长办公的地方修成学校最豪华的地方呢？现在的领导们觉得，校长办公之地就是学校的颜面所在。而当时的领导们居然把图书馆和食堂看得更重。一个学校，对图书馆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校长办公之地的重视，现在看来，这正是学校的希望所在。他们并非不要“脸面”，而是知道生命比脸面更重要。当年的大学能够出大师、做好学问，恐怕都跟这些基本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之，则是今天这幅模样！
148页：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尘、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布满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
住瓦屋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我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发情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咣当，叮叮咚咚的叫喊声。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
……
149页：教室条件如此糟糕，而学生宿舍更是简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东西走向12座，南北走向24座），两端安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
如此生活条件，尚思自读，殊为难得！
149页：在长沙临大时，学生们住在一个满清时期留下的破营房内。某日上午，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看到宿舍破败不堪，一派风雨飘摇的样子，大为不满，认为此处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老成持重的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估计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错了，于是二人争执起来。梅贻琦乃张伯苓在南开时的学生，生性寡言，此时不便表示态度。争执中，蒋梦麟突然有些怒气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一沉，不甘示弱地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见二人皆面露愠色，梅贻琦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梅氏一语双关的劝说，使一场争执才算平息。
原来如此！梅校长的惊世妙语竟是这样说出来的！当然，这话也许久积于心。后文可知，最初讲这样的话是在他出任清华校长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