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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撮要: 批评与理性主义, 怀疑主义, 以及启蒙运动

2012-10-30 
卡尔.波普尔摘要: 批评与理性主义, 怀疑主义, 以及启蒙运动批评是波普尔最有力的武器. 波普尔赞同某些理论

卡尔.波普尔摘要: 批评与理性主义, 怀疑主义, 以及启蒙运动

批评是波普尔最有力的武器. 波普尔赞同某些理论的大部分观点, 比如古典的怀疑主义, 启蒙运动, 理性主义等. 在某些观点上, 波普尔通过加入批评的理论来使其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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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意义

但是,批评的意义并不在于引起人们的哀伤,而在于唤起人们来战胜苦难. 批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美学、文学兴趣激发的批评;第二类是由理性兴趣激发的批评。第一类批评促使神话发展成为诗歌,第二类批评促使神话发展成科学——说得更确切些——发展成自然科学。前者专门对语言、节奏、形象、说服力和戏剧效果等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不仅促使诗歌,尤其是史诗和诗剧的产生,而且还促使了歌曲,甚至古典音乐的产生。

相对而言,理性批评探讨的是另外一些问题:神话是真的吗,世界果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演化吗,世界是像赫西奥德或《创世纪)[Genesis]告诉我们的那样被创造出来的吗。在这些问题的促动下,神话变成了宇宙学[cosmology」——关于我们的世界和环境的学问,以后又变成了自然科学

我们的世界现任何时刻都必然渗透着理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前进到更好的理论。我们是如何这样做呢?本质的步骤是对我们的信念进行语言的系统阐述。这就把它们客观化;这使它们可能成为讨论的对象。因此,我们的信念被竞争的理论、被竞争的猜想所取代。通过对这些理论进行批评性讨论,我们能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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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时尚

毫无疑问,存在着上面描述的这种无理性的飞跃,这种信仰的改变。毫无疑问,甚至有些科学家也仿效别人,或屈服于社会压力,由于专家即权威们接受了一种新理论因而也接受它作为一种新的信仰。我遗憾地承认,在科学中存在着时尚,也存在着社会压力。

我甚至承认这样的一天也许会到来,那时科学家的社会集体将主要或全部由不加批评地接受一种主导的教条的科学家所组成。他们通常被时尚所左右;他们将因为它是最新的风尚、因为怕被看作落后者而接受一种理论。

然而,我断言,这将是我们所了解的科学的终结——由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所创造、由伽利略所重新发现的传统的终结。只要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它就将是竞争的理论间的理性的、批评性的讨论,和对革命性理论的理性的、批评性的讨论。这种讨论决定了是否应把新的理论看作胜过旧的理论:即,是否应将它看作向真理迈进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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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客观性

而客观性, 不能依靠科学家本人的客观性来保证, 必须依靠批评:可被描述为科学的客观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评传统之上,这种批评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人们能批评占统治地位的教条。换言之,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结果,科学家中友好与敌对的分工的社会结果,他们的合作的社会结果,也是他们的竞争的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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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怀疑主义

波普尔接受古典的怀疑论或者古典逻辑学, 即不是解释为证明的原则, 而是解释为反驳的, 证伪的原则. 但波普尔在根本上不接受当前通常称为怀疑主义的东西, 即他对怀疑和不确定性不感兴趣, 那是主观的状态. 他认为对主观确定性的寻求是多余的而予以放弃. 他感兴趣的是在对真理的寻求中喜欢一种理论而不喜欢另外一种理论的客观上的批评的理性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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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者决不是我们的反理性主义的对手们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希望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物和希望把别人变成纯粹理性的存在物的人; 也许理性态度可以由下面的话做出最好的表达: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情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毕竟,我们都在孜孜以求的是客观真理

严肃的批评性讨论总是困难的。总会夹杂进一些人类的非理性的成分。理性的即批评性的讨论的许多参加者都感到,要摆脱人们在辩论会中染上的习气特别困难,他们必须了解,在一场辩论中获胜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澄清人们的问题,只有促进人们对自己的观点或其对手的观点的进一步理解,哪怕是最轻微的澄清和最微小的促进,才是巨大的成功。如果你在一场讨论中获胜,但它未能帮助你至少稍微改变或澄清你的思想,那么你应把它视为纯粹的损失。正由于这个缘故,人们观点的改变不应暗中进行,而应总是予以强调,总应对其后果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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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与传统

大部分我们懂得的东西[以及大部分我们弃绝的东西]都是学样学来的,是人家告诉我们的,是从书上看来的,是通过学习怎样批评,怎样对待和接受批评,怎样尊重真理[说的更概括一些,怎样承认并且认真地看待一种有前途的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获得的。……我们知识的来源大部分都出自传统,这一事实注定了反传统主义是徒劳的。但是这一事实不应该拿来维护一种传统主义的态度:因为我们的任何一点知识[和技艺](甚至我们与生俱来的知识)都是可以用批评的眼光来研究的,都是有可能被推翻的。然而,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科学和艺术中的」知识

人们常常强调,理性主义与一切传统相冲突。诚然,理性主义毫无拘束地、批评地讨论每种传统和任何传统,但是,最终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批评性思考的传统、自由讨论的传统、简单清晰的语言的传统和政治自由的传统。

批评与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或“该受谴责的”〕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不借助于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敢于显示智慧]!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摘自康德文章的这段文字解释了在他看来什么是启蒙运动的中心观念。它就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

对康德来说,这种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 orself-emaneipation]的观念一直是他毕生的任务及向导;尽管他相信这种观念对于每个具有必要理智的人可以是一种鼓励,康德却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即提出我们应当把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或任何其他主要是理智上的训练,当作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或目的。的确,康德不需要浪漫主义者的帮助来批评纯粹理性,也不需要他们的暗示来认识到人不是纯粹理性的;他知道,单纯理性知识既不是人类生活中的最佳事物,也不是最崇高的事物。他是多元论者,相信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人类目标的多样性;作为多元论者,他信奉开放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它会实践他的准则:“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为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负责任的信仰,尤其在这些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下。”然而,尽管他主张多元论,他却把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当作从哲学观点来看必不可少的任务;要求每个人在此时此地立即行动并永远行动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可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是接近真理并非易事。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真理,通过错误的道路。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错误进行学习;只有乐于把别人的错误作为通向真理的踏脚石看待甚至珍爱的人,只有寻求自己错误的人才会学习:因为只有当他意识到这些错误的时候,才能使自己摆脱它们,因此试图发现错误的人,才会学习。

因此,我们的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不同于我们的征服自然的观念。比较地说,前者是从错误、从迷信和从虚假偶像的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它是通过人们自己对自己的观念的批评——尽管总会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达到的自己的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和发展的观念。

因此我们看到,启蒙运动摒弃狂热和信仰的狂热形式不是由于纯粹功利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发现用更冷静的态度在政治中和实际事务中可以取得更美好的事物。它摒弃狂热信仰倒是我们应当通过批评我们的错误探索真理这种观念的自然结果。只有在多元的社会中,即,在宽容我们的错误及别人的错误的开放社会中,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自我解放才是可能的。

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它本身是狂热的劲敌,因为它使我们努力把自己与我们自己的观念相分离甚至相脱离(以便批评地看待它们),而不是把自己与它们相同一。对于观念的有时势不可挡的历史力量的认识应使我们领会到,使自己摆脱虚假或错误观念的难以抗拒的影响有何等重要。为了寻求真理和摆脱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训练自己以看待我们所反对的观念的同样的批评态度看待我们自己所喜爱的观念

为什么启蒙运动这样高地评价语言的简单性?因为它要启蒙,而不是影响人。启蒙运动的真正信徒,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甚至不想劝说,甚至也不想使人信服。他总是意识到他可能犯错误。因此他过高估价了另一个人的独立性,以致并不试图在重要问题上影响他;他反而希望异议和批评。他希望引起和激发激烈的争论。这对于他是有价值的事物。不仅因为我们通过自由交流见解可以更好地接近真理,而且因为他重视这个过程本身。即使这样形成的见解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他也尊重它。

启蒙运动的追随者既不想影响人也不想说服人的一个理由是:他知道,只有在逻辑学和数学的狭隘区域内才能够给出逻辑证明。稍微过分简化些,可以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被证明。人们有时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点,人们总可以批评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然而除数学外,我们的论点从不是结论性的。我们总是必须估价论点和理由的分量;我们总是必须决定或判断其中哪些更有分量;赞成特定观点的或反对特定观点的论据和理由。因此,对真理的寻求和见解的形成总是包括自由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由决定使人的见解有价值。

启蒙运动的哲学从约翰·洛克[John Lcoke]的哲学那里采取了这种对个人自由见解的高度尊重的态度。人们可以猜想,它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和冲突的直接结果。这些冲突最终产生了宗教宽容的观念,它决不像人们常常强调的那样(例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是消极观念。它不仅厌倦而且认识到试图凭借恐怖来强行宗教的一致是无望的企图。相反,宗教宽容是这样一种明智见识的产物,即,强制的宗教一致性是毫无价值的,只有自由接受的信仰才会有价值。这种见识促使我们尊重每一种诚实的信仰,尊重个人及其见解。它最终导致,用伊曼纽尔·康德——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话说,对人的尊严的承认。

按康德的看法,个人尊严的原则意味着尊重每个人和他的信念的职责。康德把这个原则与在英语中十分有道理地称作黄金律[Golden Rule」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他也认识到这个原则与自由的观念的密切联系:思想自由,如波沙侯爵[the Mar-quis Posa]向腓力二世[Philp]所要求的(在席勒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中);决定论者斯宾诺莎[Spinoza]认为是不可剥夺的自由的思想自由,暴君试图从我们身上剥夺然而不能剥夺的自由。
在这最后一点上,我相信我们不再能完全同意斯宾诺莎的见解。思想自由永远不能被完全压制,这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交流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人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
然而,除去凭借传统,凭借传统所备之物去捍卫它,为它斗争和为它做出牺牲的意愿外,政治自由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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