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2010年12月24日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当前我们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充分吸取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为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是值得认真思考、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初步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2)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3)礼乐文明、和谐社会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 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奠定于周代，其主要标志就是六经的出现与标准化。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和加工者，也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书》记述了尧舜以来夏商周历代的典谟诰章政事，《易》则卦爻辞中汇辑了许多商代的史料，当然也包括西周初年的史料。所谓的夏易《连山》，殷易《归藏》，周代之易即为《周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了《易》在夏商周三代的渊源与先后继承关系。《诗》为周代诗歌总集，但部分商颂应与商代有某种联系，至少与商代的音乐、祭祀有某种联系。雅的部分诗与颂诗为宗庙祭祀乐歌。《乐》经虽已亡佚，但可推测应与祭祀等礼制密切相关。《礼》则记述吉凶军宾嘉等各类典章制度。《春秋》亦为明王道之书。总之，六经都可以说是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之书，也可以说是帝王们如何治理天下、治理百姓之书。六经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精华及其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任何一家在历史上的影响都不能与儒家相提并论，任何一家的经典也不能如儒家的六经那样对历史产生了那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虽然对两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及其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和道家一样，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与中心。只能说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要代表，但其根本与中心只能是儒家，六经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及其对一般中国人的思想伦理道德甚至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李学勤先生曾对儒家的六经及经学作过高度评价，2001年8月15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栏目发表了《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一文，李先生认为：“乾嘉学术的核心是在经学。实际上，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谈中国学术的核心在经学，是就其学术地位和影响而言。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的核心不是佛学，应该是儒学。儒学的中心就是经学。”
司马迁论六经要旨曾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由司马迁的论述可知，六经包括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历史、伦理、制度、管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等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内容。
六经有一个共同点，都与礼(包含乐)密切相关。梁朝皇侃曾说过：“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诗》、《书》、《易》、《春秋》皆含礼，并以礼为其价值观及其是非评价的标准。湘籍经学家王壬秋《论习礼》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皮锡瑞先生《经学通论》有一条目：“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此条目开头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皮氏《礼记??经解》云：“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
陈戍国《论经学与相关问题》一文认为：“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只能是解说、研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的经学(汉以后附加《论语》、《孝经》与小学，宋以后加上《孟子》)。没有别的什么学术盛行时间如此之长，包罗内容如此之广。”该文又认为：“《礼》之外任何一经与他经的关系，都不如《礼》与他经关系之切要”，并说：“学术之贵，在乎经世致用……礼的经世致用最为现实、最为直接。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礼制建设与礼制教育”，“由于诸经之撰作都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或缺的礼仪礼典的实行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当时社会‘政之本’的礼制，所以说‘总以礼为本’”[1]。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一书中说：“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并说：“所谓周礼，其特征确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宗法制的习惯法规(仪制)。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体制则是它的延伸扩展。”[2] (P13-14)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一书中认为：
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的进一步完备和分化就是所谓“礼”、“乐”。它们的系统化的完成大概在殷周鼎革之际。“周公制礼作乐”的传统说法是有根据的。周公旦总结地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固定制度。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强调殷周之际变革的重要性，其中主要便是周公确立嫡长制、分封制、祭祀制即系统地建立起礼制，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 (P24-25)
“礼’既然是在行为活动中的一整套的秩序规范，也就存在着仪容、动作、程式等感性方面……所谓“习礼”，其中就包括对各种动作、行为、表情、言语、服饰、色彩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建立和要求。[3] (P27)
由此可见，礼乐文明的基本传统由殷末周初时期的周公所奠定，礼乐文明传统是中国自周代以来直至清代近三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二 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以“诗礼传家”为荣。虽然具体的礼仪礼典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仍然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仍然具有适用意义。
(一)礼主敬，礼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人
礼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精神就是尊重人，在一系列的礼仪礼典等规范中体现对人性与人格的充分尊重。
首先是对宗族祖先的尊敬。殷商周代的各种礼典皆以祭礼为重，而在祭礼中，尤以祭祀祖先为重。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所说的“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即很有见地。《诗??大雅??文王》就是宗庙祭祀乐歌，追述周文王德业以告诫后人。杨树达先生《诗??大雅??文王篇释》认为：“疑《文王》之诗盖咏歌宗祀文王之事也”，《汉书??翼奉传》认为周公作《文王》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祭祀尊敬祖先，缅怀先人的光辉业绩，激励后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我们今天祭祀中华民族的先祖虞舜，即具此意。
其次是对行礼对象即对他人的尊重。《礼记??曲礼上》开篇说：“《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可见，礼主于敬。北宋范祖禹效法孔子论《诗三百》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尊重他人。《曲礼上》又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摄。”
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民族社会，只有真正尊重他人的人，才会得到他人的真正尊重。孟子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仍然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
(二)礼与仁爱互为体用，有仁爱之心的人才是真正明礼之人
关于礼和仁(即仁爱、善)的关系，《易纬??乾凿度》有相应阐述。《乾凿度》认为，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信。中央土为智，智统仁义礼智四德，仁义礼智信为人道之五常，“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
易学史上，有部分易学者同意《乾凿度》的观点，认为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信，中央土为智。
李鼎祚、朱熹等人观点与此略有出入。李鼎祚认为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智，中央土为信。有一部分易学者同意李氏说法，朱熹亦持此种观点。
元统包亨利贞，四德合之可统称元，分而名之则为元亨利贞，因此《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元”为万物资始资生之根本。元为仁，那么仁亦为礼义智之根本。《朱子语类》云：“元亨利贞皆善也，而元为四者之长。”
由此可见，“礼”应该由“仁”而来，李光地云：“仁者德之大而礼则显诸仁。”仁要由礼体现出来，礼是仁的具体的展现。在人道五常中，仁是根本。《论语》中孔圣谈得最多的两个字即仁与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而没有仁爱之心，没有善心，没有高尚、深刻的情感心理作基础，丢掉了礼与乐的内在本质，只是追求礼与乐的外在的、表面的形式，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明礼之人，因此可以说礼包含了仁。《论语》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就是仁。也可以说有仁爱之心的人才真正知礼明礼。
《文言传》思想与《论语》思想基本一致，都认为仁是礼之根本，是人道之核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而礼则是人道之所以成就的必由之路、是一整套系统的价值规范及其善恶标准。是人道修养的必须条件与必经途径。
可见，礼包含仁，仁必由礼，仁与礼互相涵摄，互为体用。礼和仁都是人道实现、君子成就、德业隆盛、家国治理、天下太平得以达成的两个重要的中介环节。
有仁爱之真心、真情为基础所体现出来的礼才会具有感染力、才能够感染人。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一般说来，有爱、敬的付出，就会有爱、敬的回报。人人如此，便会形成道德的良性循环。大家都讲礼貌，我们的社会就会和谐起来。
(三)明礼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是绅士淑女讲文明有教养的体现
《春秋》与《左传》可以当成重要的礼书来读，为《春秋左传》作疏的唐代学者孔颖达等引文说：“《春秋》者，礼也。”近代学者王壬秋《代丰春秋例表序》亦说：“春秋者，礼也。”陈戍国在《四书五经校注本》中亦说过，“孔子修定《春秋》，虽然没有写出‘礼’字，而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宣扬礼制精神”，“先秦周礼的原则精神、五礼大典及其演变，《左传》都有反映，《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引郑康成《六艺论》亦说：“左氏善于礼”。
我们认为《左传》中不仅自始至终贯彻着礼制原则与礼制精神，而且还记述了许多人守礼不守礼的案例，这许多案例颇有研究价值、颇具启示意义。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把明礼守礼看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
譬如《左传》“成公十有三年”说：
春，晋侯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