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斌,山东博兴汉子,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雕塑工作室,身家数百万元。可是早在十几年前,他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工。
进京投奔叔叔
十几年前的一天,袁文斌跨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投奔在京城有个雕塑工队的本家叔叔。当时的他,和京城里无数个农民工一样,除了希望,一无所有。
“从检票口一出来,感觉到北京站有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然而,一进入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兴奋不久的袁文斌开始失望了。
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文斌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文斌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文斌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100块钱。
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文斌心里更难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文斌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他不让我学上石膏,由于当时年轻,一气之下,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
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文斌就瞪着眼看别人怎么焊。“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就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
卖血筹学费
后来,喜欢上雕塑的袁文斌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中央工艺美院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他坐不住了。
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小民工能够轻易拿出的?当时袁文斌自己攒了只有七八百元钱,于是他就向从老家一起来的老乡借钱。可是,借了一圈也没借到多少钱,还差1000元。无奈之下,袁文斌只有向叔叔求助。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叔叔竟一口拒绝了他,因为叔叔根本就不赞同他上学。
只有靠自己,袁文斌发誓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招生期限快到了,剩下的1000元钱怎么办呢?最后,袁文斌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去卖血。“再有两三天就不招生了,我很着急,正好学校有义务献血,我就自告奋勇去了。”仗着年轻力壮,袁文斌用卖血的钱终于凑够了学费。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文斌,终于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他靠打工来支付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和自己的日常花销。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慢慢过去了。临近毕业时,23岁的袁文斌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夫妻开起工作室
毕业以后,袁文斌开始心高气傲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儿却接不着。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靠妻子,他整天就窝在家里。
那半年的现实生活大大打击了袁文斌的心高气傲,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他都愿意干。最后,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给他介绍了第一单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
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了工作,给袁文斌干起了小工。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英寸的小电视。
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工作室。而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文斌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袁文斌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20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7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
2004年8月份,袁文斌又接了一笔大生意——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布置会场用的200个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元。可他却笑着说,这还不算什么大生意,在自己接过的单子里这样的单子根本算不上大单。
成家,立业,闯天下,今天的袁文斌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他用自己艰辛的创业故事,为广大农民工兄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