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善两口子三年生了仨儿子，分别取名大驴、二驴、三驴。
大驴十八岁那年，刘媒婆给他说了个媒，两个年轻人见面后，彼此都比较中意，双方父母也没啥意见，福善便备了一桌酒席，算定了亲。
黄土洼人从老辈起，有早结婚早生子的习俗，说这样可以四世同堂。大驴也不例外。第二年，福善便备了礼物，托刘媒婆去女方家催婚。亲家母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怨仇。闺女早晚是大驴的人，只是亲家必须给俺闺女盖四间大瓦屋，房子盖好了，啥时候想接媳妇儿俺啥时候送闺女。”
刘媒婆把亲家母的话捎给了福善，福善尽管不愿意，但想到就是盖了房屋，媳妇儿家又挪不走，还是他福善家的，况且这些年他手里也攒了一些钱，起四间瓦屋不成问题，便答应了亲家母的要求。
福善在自家老宅的西边起了四间瓦屋，把大驴媳妇儿娶进了门。
大驴媳妇儿进门不到仨月，就提出分家。福善不想分，怎奈大驴媳妇儿铁了心要分，大驴也没说不分，福善只得分，大驴小两口如愿地得到了那四间大瓦屋。
自从大驴小两口分开另过后，福善老两口心里就没畅快过。这天，老两口坐在院外的大槐树下乘凉，几个孩童在不远处玩耍，边玩边唱着歌谣：花喜鹊，叫喳喳，娶了媳妇儿不要妈；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福善心里一震，就有点不是滋味，妻子的眼睛也有点潮。福善毕竟是个男人，心肠硬些，就指着大槐树上的喜鹊窝劝妻子：“小喜鹊长大后也要另立门户，何况人呢。别往心里去，只要孩子们过得好，分开就分开。”妻子抹了一把眼泪说：“道理俺懂，可猛一分开，俺这心里真有点拐不过弯儿。”福善又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慢慢就中了。”
光阴在日升日落间流淌，二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刘媒婆也给二驴说了一门亲，很快便举行了定亲仪式。一年后，福善又备了礼物，托刘媒婆到女方家催婚。亲家母说：“闺女也老大不小了，早晚都得出嫁，早出嫁，早生子，早得济。只是亲家为大儿媳妇儿盖了房子，也得为俺闺女盖四间大瓦屋。”刘媒婆把亲家母的话捎给了福善，福善尽管不愿意，可想想大驴是自己的儿子，二驴也是自己的儿子，不能偏一个向一个，便求村支书批了一处宅基地，又起了四间大瓦屋，把二驴媳妇儿娶进了门。
福善老两口的高兴劲儿还没过，二驴媳妇儿也说要分家。老两口不愿分，可二驴媳妇儿非要分，二驴也没说不分。老两口无奈，还是分了，四间大瓦屋顺理成章地归了二驴小两口。
繁重的农活，使福善老两口暂时忘掉了两个儿子分家的不快，可这天两人锄完地回村时，又碰到那几个孩童在村街上玩游戏，边玩边唱：花喜鹊，叫喳喳，娶了媳妇儿不要妈；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妻子的脸立时由晴转阴，回家后倒头便睡。福善劝道：“小锅饭，吃着香，放点葱花儿闹嚷嚷。有小锅饭吃着，现在谁家的孩子还想和父母一起过日子？再说咱累死累活挣钱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儿子们？他们过好了，咱做父母的才算尽到了责任。”妻子想想也是，气慢慢地消了。
晨风暮雨，春去秋来。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三驴也该娶媳妇儿了。刘媒婆给福善捎信说：“亲家母知道你给大儿媳妇儿、二儿媳妇儿都盖了房，说也得给小儿媳妇儿盖，只要盖起四间大瓦屋，就送闺女出门。”
福善清楚地知道自己为儿子盖房、娶媳妇儿已拉下万把块钱饥荒，可为了三驴能娶回媳妇儿，自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盖房。
福善又去找支书，让支书再给批块宅基地。支书说现在上级明文规定禁止在耕地上建房。福善像霜打的茄子，低着头往家走，心想只有在老宅上盖房了。福善借了钱，扒了老屋，又起了四间大瓦屋。
福善费劲巴力地把三驴媳妇儿娶进家门，可不出仨月，三驴媳妇儿也闹着要分家，还要像大嫂二嫂一样独住一个院子。三驴也没说不分。福善犯愁了：这家一分，俺老两口住哪儿？妻子承受不住这一打击，呜呜地哭起来。这一哭把福善激怒了：“你个臭娘儿们，当初我说生俩算了，你非要再生一个。这下好了，自己作的孽自己受吧！”
妻子被福善一骂，哭得更伤心了。福善低着头吸闷烟。过了好大一会儿，妻子才止住哭。福善也平静了一些，对妻子说：“三个儿子都是咱亲生的，不偏不向，都住四间瓦屋。我想好了，咱俩去住村里的机井房。”
福善老两口住进了机井房。机井房前有棵大杨树，大杨树上有个喜鹊窝，每天喜鹊都在枝头“喳喳”地叫，仿佛有报不完的喜。每当听到这叫声，福善怎么也喜不起来，只想把喜鹊窝戳了，好像他住机井房怨花喜鹊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