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8年夏初的事。那时，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出来是条僻静的小巷，小巷是道斜坡，因为我所在的西昌城，就是大凉山里一座依山的小城。小巷不是一条商业居民街，是由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的通道。两旁是高墙，行人少，又是坡道，我从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惊叫，恐怖而绝望的尖叫。
那时，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
那时。我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
那时，我睁开眼，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躺在路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三角大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那时，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那时。我应该害怕。没有理由。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我就差一厘米。一厘米也就是零点零零一秒，我就会彻底完蛋!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就是一厘米，就是零点零零一秒?也太脆弱，太无理了吧?
那时，说实在话，我被浑身的血吓住了以后，在等待救助时。已不是恐怖。而是庆幸。“我没死?真没死!”我从身上的疼痛证实了自己不是鬼魂。然后我看到了那站立出一副烈士样子的自行车，想，我真命大(是高兴)!大树骑上去，自行车就趴窝了，可怜的替死鬼(真不好意思，我当时已在想：一定要让砍树人赔我这辆自行车)!
那时，我抬起头来，看见那个砍树人。他直哆嗦。双手抱紧树，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还活着?”后来这个人买了一个三角架，把车给我送回来，还说：“这三角架是新的，三十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很同情他。
那时，我由于一个特别原因，很快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在这事件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我被借调在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算个不错的差事，也舍不得丢了，我也就没当成文革后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这回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迎考。怎么补，躺在床上，借来一叠课本读。最重要的是，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天天看地图，就背地理知识；天天看历史年表，就想年代事件人物。“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开始进考场了。真是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从此生活发生了转折。所以，在那时，几乎一想“只差一厘米”这个事，我就和上大学联系起来。悲剧当喜剧演，自己让自己快活。
那时，我忽略了的一切，不知为什么，近三十年来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年。我们这个国家是从三十年前开始了大变革，我个人的转折点也是高考上大学，具体地讲，就是那只整一厘米的那个大难不死!
那时，如果那一厘米不存在了，我今天会怎样呢?自行车骑得再快一厘米，一切都提前下课了。若是骑得慢一点，那树只是吓我一跳，不伤毫毛呢?我去机关上班，走进办公室点上一支烟以后……今天的叶延滨在想什么呢?
那时，只差一厘米!今天我所有的人生路，都是那一厘米的延伸；这三十年我的那些日月晨昏，也只是从那零点零零一秒的缝隙中漏出来的!想到这里，我真觉得所谓不幸、幸存与幸运这三“幸”之间，也许只有一厘米的距离。而它们又总是同时迎面向人们走来——在那时或此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