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台湾基隆的一个贫困家庭。自清代起，家族连续五代都是七星矿区的挖煤工，所以父母对他没有过高的奢望，只希望他成年后能继承父业在矿区安分地挖煤，就够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分担家计，七岁的他上国小一年级，就在制服后面贴上“打工”两个大字，在街头招摇着找工作。差事很快找上门，只不过活儿不轻松。常人还不敢做，因为那得跟尸体打交道。
那年月，矿坑事故多，人命不值钱，通常是人死后就被草草地埋葬，因此常有人要帮忙挖坟墓。他打的第一份工就是替人挖坟。懵懂的年纪，还不太懂得挖坟这事不光彩不吉利，他接到任务后就不知疲倦地挖，直挖得汗流浃背，挖得阴风飕飕，还只能挣到微薄的工钱。
连续挖了三年，他挖坟越多越害怕，再也承受不了内心的恐惧，终止了这项营生。他开始利用周末假日去替果农除草。其他的除草工除草不除根，一个月后就得返工，他先用镰刀割，再用手拔，斩草还拔根，时间多耗去一倍，却可以持续二个月到半年也无需再除。
渐渐地，果农们都知道他做事细致负责，争相把除草的活儿交给他，甚至忙不过来也要待上几天等着他做而不愿交给其他人。望着其他除草工妒忌中略带仇恨的眼神，他开始明白，原来做同样的事，做得好与不好，结果会大不相同。
十三岁，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基隆初中，父亲却因受伤生病再无法下矿坑。他决心代父去挖煤，戴上大头盔穿上厚工服就进到摄氏四五十度的高温矿坑，矿坑里伸手不见五指，手一擦汗。炭灰便飞进眼里。辣辣地疼，更要命的是坑道布满地下水，一旦误踩入水坑，双脚就得整天泡在湿臭的地下污水中，肿胀难堪，仿佛人间地狱。
接连几天，他在煤坑不是眼睛受伤，就是双脚被污水泡肿，甚至几次还险些被坍陷的煤泥砸中，受尽了痛苦折磨。他的笨拙表现惹得工友们阵阵哄笑，有位老者看不过去，偷偷地送了他一只电筒。
那是一只外形简陋且粗糙的电筒，光亮也微弱，但昏黄的光却足够照亮地下的水坑和四壁的裂缝。于是，他再下煤坑，就先用电筒照亮环境，待到把危险都排除了，才专心地挖煤。这样一来，受伤和危险的事再少有发生。
1969年，他考取了台北商专会统科，成为矿区的一大新闻。为赚取学费，他打算去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可白天有课，球场又不设夜场，他只剩下大清早可以打工。
幸运的是，有位王老板习惯在清晨打球。这位王老板脾气暴躁，天没亮光线不好球常常打出后捡不回，他就要把球童训上半小时，没有球童乐意替他服务。可他一心想赚钱，顾不了挨骂，欣然接受了这差事。
到了球场，四周黑糊糊的一片，他不由心里发慌，这才知道要在黑暗中找回打出去的一颗小白球不容易。到王老板开球前，他先站到球前面两米开外，待球被打出后，就紧盯住那白点不放，还配合着听球落地的声音，再迅速朝落点飞奔过去。
他很快捡回球，乐呵呵地说，我眼力还不错。那天，王老板练习了十八个洞，他集中眼力和心力去捡球。没有遗漏一个。原来只要用心用力，世上没有做不成的事。
可是半个月后的一次，球被打出去，他看得仔细也听得真切，急忙地朝落球处跑去，却怎么也找不着。他失落地返回来，惶悚地等着被训骂。出乎意料，王老板没骂他，反倒平缓地说：明天给你配个电筒吧……这样你就能看得更远更清楚了。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不自觉地回想起当年在煤坑里挖煤时的电筒，也深信电筒能帮助自己更好更快地捡回小球。第二天，王老板守信地带来一只精致的电筒，并与他说好，让他提前守在落球的方位，把那片目的地照得明亮。这样一来，被打出去的球就再也没有丢失过。
一次休息时，他向王老板讲起当年挖煤的事，提及电筒在煤坑的作用，反复感谢王老板的帮助。王老板哈哈地笑，语重心长地说：挖煤时带上电筒，就能照清周围的风险；捡球时带上电筒，就能照亮远处的小球……别小看一只小电筒，如果人的一生都带着它，兴许就总能比别人更早地看清隐蔽的困难和风险，总能比别人更远地看见潜藏的目标和机会。
他惊愕地望着这个老者，默默地想，其实，更早地洞察风险，更远地看清时运，是挖煤和捡球的妙方，不也正是做好天下事的良策吗?
那以后，他遇事都以早洞察风险、早把握先机来提醒自己，终于取得了美国艾玛拉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成为任教二十多所学校的教授，并在而立之年后成功转行营销保险业，创下单件保额过4亿、一天成交200户房屋、半年卖出99部奔驰车等一系列纪录。他，就是曾经的台塑集团ceo王永庆的球童，如今被誉为“亚洲保险王”的蔡合城。
在一次演讲中，蔡合城回顾完自己的人生经历，耐人寻味地说：“煤矿终会挖完，但还有个金矿没有挖，只要你懂得为人生多备一只电筒，做到凡事都比他人更善于洞察更富有远见，这金矿就一辈子也挖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