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整理旧书时,我翻出两张陈年粮票,思绪忽然像一叶扁舟,仿佛被它诱导着返回过往的时空。
那年头出远门,腰包仅揣几张数了又数的钞票不行,还必须带上更为稀罕之物——粮票。那是一个财富缓慢增长的社会,各种商品总是供不应求,伴随物资短缺而来的是名目繁多的票证。粮票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农民用口粮是换不来的。只有吃商品粮的城镇非农业人口,有了正当理由经过批准,拿粮食供应本才能兑换到数量有限的粮票。如果是出省的话,还必须兑换全国流通粮票,那审批就更严格了。
在城里求学时,一天上午母亲来看我。班主任知道了去学校总务处要来一张中餐饭票,母子俩喜不胜收,无限感谢这位老师。到了食堂窗口,一张饭票变成一碗米饭,母亲拿出手帕,颤巍巍地把碗里的饭包进手帕里。我惊诧地问,妈,你怎么不吃呀?母亲哽咽说,家中多日不见一粒米了,顿顿野菜,人都招不住了,这碗饭带回去给你弟弟妹妹吃。听着,我的眼泪噗噜噗噜往下掉。
没几天,我们这些学生娃就是半天挖野菜,半天上课。学校领导说,国家遇到困难,大家共克时艰。
不知谁发明的,吃“八大两”成了劳改犯的代名词。我在公社工作时,有一位分管治安工作的党委委员,他训斥“刁民”有句口头禅:“再不听话,送你去吃八大两。”有人顶撞他说,吓唬谁呢?山区修水库,耕地减少了很多,农民年年吃返销粮,春荒时,说实话一人一天摊不上八两口粮呢。
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了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市场渐渐地活泛起来。
开始下商海的人像大姑娘上轿,有点羞怯还有点拘谨,放不开手脚。我表姐也算是敢为人先吧,起初贩鸡蛋赚头不大,后来她见到有些人用毛巾被单开司米等日用品去换粮票,茅塞顿开,有了新的生财之道——贩卖粮票,没想到在不很长的时间里悄然盖起了一座小楼。表姐心中生长着的那棵小树仿佛一夜间长大,幸福的感受自然降临。她沉浸于村中第一楼的喜悦,陶醉于“投机倒把”的成功。表姐对我说过,当她沉浸于如痴如醉的那种状态中时,陡然对粮票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畏。
很多事物的发生或改变往往在一瞬间。
人活在世上除了吃就讲究穿。记得,那年月穿衣式样单一,颜色单调,千人一面。每人每年只发几尺布票,顾了夏就顾不了冬,一件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干部的自然与群众打成一片,常年穿打补丁的衣服。我仅够换洗的几件衣裤磕膝盖屁股蛋胳膊肘都有圆形补丁。一次我进城,偶然发现一个大集体缝纫店开展换衬衣领袖的业务。后来,我很是光顾了几趟,旧衣褂的领子袖子一换,好像又成了一件新的。
一位老实巴交的张姓农民,因儿女荒生活,比常人更艰辛。有一天,他穿了一条裤子出门,下地干活的社员们大老远地瞅着他的屁股指指点点的。到了跟前,有人大声喊叫:“含氮三十六……”
上头计划部门给公社批了一些进口化肥。老张所在的生产队也分到了被农民称为肥田粉的化肥,追肥完了,他也抢到了两条装化肥的尼龙袋。这种塑料袋很结实,老张拿回家后,用土办法染上色做成一条裤子。远看新崭崭的,近看尼龙袋上含氮百分比和某国名依稀可辨。从此,社员们给老张起了个绰号:寒蛋。
1976年秋,爱人参加县参观团赴遵义考察矮杆密植茶园。路过桂林,偷空光顾一下百货大楼。爱人和县妇联主任的目光几乎同时锁定——几件紫红色的确良上衣,俩人的眼睛相互鼓励,即使倾囊中所有也要买一件。营业员接过布票,嘲笑说,安徽布票在这里不流通。好说歹说,都没门儿。两个人的心劲儿一落千丈,只好放下爱不释手的衣服,收回遗憾的目光,悻然离去。许多年后,我爱人说,那件好看的上衣依然历历在目。
三十年春华秋实。国运隆兴,人们告别了吃粮凭票、买布要劵、购物看证的物质匮乏时代。
票证是一种记忆,收藏着许多温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