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面对着眼前的信纸，一时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该写些什么呢？想想真是可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现在却要证实自己学过英语。这事要是说出来还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苏没有自己高中的电子邮件地址，所以只好写信向自己的高中求救，希望他们能出一封证明信，证实自己的英语水平……
这一切说起来话长，两年前苏随着丈夫把家从加拿大迁到了悉尼，苏在加拿大当了15年的外科医生，本以为到悉尼后找工作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加拿大也是英联邦国家，两个国家的体制基本相似，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苏在来到澳洲前，也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知道澳洲医生短缺，许多病人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治疗。让她吃惊的是，在悉尼的一家大医院里，一位产妇居然在急诊室的厕所里流产了，这足以说明医院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来照顾所有的病人。
自己是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责任，苏觉得也许这就是上帝的安排，让她去澳洲一显身手。在加拿大他们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在一家电脑公司做销售经理，也许是厌倦了每天四处奔波的生活，他想换一个生活环境，再说加拿大的冬天也太冷了，澳大利亚显得非常有吸引力，温和适宜的气候，英语国家，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
他们带着孩子来到了澳洲，一切都还算顺利，丈夫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孩子们也都上学了。苏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后，也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当然，自己是医生，还是应该去给人治病，不用找别的工作。可是，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医生资格还要重新确认，她要经过种种关卡，填了无数的表格，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程序，苏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她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结束，早日回到医生的岗位上。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僚制度，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理解。医生毕竟是给人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死，当然就要严格一些，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可以在这里重新做医生，这一点加拿大也是一样。要说是歧视，也有些不太公平，因为你所受的培训毕竟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多多少少总是有些不同，得给人家考验自己的机会。苏也没什么可怕的，毕竟自己有15年的从业经验。
最让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还要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这些官僚们是不是没长脑袋，加拿大不是英语国家吗！不错，我们是有说法语的魁北克省，可是我也不是从那里来的，再说填写所有这些表格不都是用的英语吗？如果是从非英语国家来的，那这一切还有情可原，可是自己的母语就是英语，这还需要证明！没有想到澳大利亚的政府还是这么官僚？怪不得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医生都无法在这里找到工作，母语是英语的人都这么困难，别人更没有机会了。
苏真想给卫生部长写封信，告诉他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澳洲医生短缺的现象10年之内也得不到任何缓解，人们对政府会越来越不满，等待治疗的人的名单会越来越长，难道这些都不足以让政府介入，改变现行的体制吗？或许，自己能给他讲一个笑话，来证明自己的英语水平。那是几年前在欧洲旅行，他们夫妇乘坐丹麦航空公司的航班，机上的空中小姐服务非常热情，不时地询问乘客是否有什么需要。当问到苏的时候，苏笑着说我想打个盹。没过5分钟，小姐满脸带笑地给苏送来了一盘鱼，笑着说，请您慢用。这一切让苏莫名其妙。后来，她才想起来，自己说打盹时使用了俚语（kip）,也许这个音在丹麦语里是鱼的意思吧。每当她把这一切当成笑话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总能逗得他们捧腹大笑。当然，到现在为止，苏也没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难道不能说明自己的英语程度吗？如果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怎么能这样熟练地运用英语呢？
官僚们显然并不愿意听她的笑话，还是得拿出证明材料。苏上大学学的是医科，想要证明自己的英语水平，就只能请高中的老师证明，自己发表过文章，但是谁知道自己的英文水平呢？也许文笔很差，根本都读不懂呢？苏越想就越生气，这一切为什么这么难呢？如果自己真是没当过医生也就罢了，可是自己干了15年，什么病例没见过呢？可是她还真不知道如何治官僚主义这种病。同丈夫说，丈夫说那你就写封信吧，反正在人屋檐下，你想怎么样是不行的。可总不能就听之任之吧！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这官僚主义得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病人能等得起吗？如果我现在就能行医的话，是不是可以多救几个人呢？可是，我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医院工作啊？我不是担心钱的问题，而是我的事业我的病人，这难道有错吗？
丈夫说那你就向政府抗议吧，看看能有什么结果。苏想了想，抗议是没有用的，这一切都要记录下来，也许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呼吁社会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苏还是给自己的高中写了信，陈述了自己的处境，他们还很帮忙，很快就给她回了信，还附上了证明材料，证明她在上高中的时候，一直是运用英语，而且英语是她的母语。
所有的材料交上去后，苏还是很幸运的，她终于可以行医了，不过还不能上手术台，只能做内科医生。这一切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她还要再等两年才能正式重返手术台。经历了这一切，苏对其他国家的医生有了更深的同情，自己这么难，那么别人会是怎么样？
苏又一次坐到了写字台前，这一次她不再犹豫，而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地写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