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体系的改革应该加快
近日，贵州遵义的一位常务副县长吴奇凌辞职。此事一经报道，便将国家公务员辞职“下海”的话题再次推向社会舆论的镁光灯之下。另一位辞职公务员的情况也类似，37岁的丽水市遂昌县副县长辞去公职，下海加盟一家创业公司，做起农村电商。
尽管他们都表示辞职是个人选择，但是社会舆论还是带着较为明显的惋惜之情来看待。一些论点认为，他们这种技术官僚辞职是辜负了组织多年的培养。但是，正如辞职的吴奇凌所言：“我觉得，一个人的贡献大小，与官职大小并无必然联系。”他正是觉得自己应该投入到一线企业而辞职的。
更为理性的看法是将这类辞职现象看作是一种人各有志，因为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机会无处不在，他们又都年纪不大，还有着较高的学历，并且在基层工作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想法，对基层很了解，与企业打交道多。比如丽水辞职的副县长，辞职做农村电商，他所在的正是电商发达的浙江省。
需要警惕的是另外一种看法，即借此质疑正在推动的反腐工作。反腐是千秋大计，是我国在不断步入改革深水区时的一项重要选择。这项工作必定会触及到一些利益格局。因此，可以预见，前行的路上必会出现不少聒噪。将一些个别的公务员辞职现象与此项工作联系起来，就是其中的一种谬论。
在公务员制度改革中，薪酬改革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公务员薪酬体系需要合理化，账面上的工资应该适当被提高，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不应该拿个别的辞职现象来作为提高工资的理由。
坦白地说，就整个公务员群体的数量来说，辞职现象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是个案。辞职者大都是出于自己个人发展的考虑选择了辞职。无论是组织还是社会，对此都应抱有较大的宽容度，对于公务员体系来说，人员自由流动的程度加大了；对于辞职者来说，他们很可能会在自己更加愿意为之奋斗的岗位上再创佳绩，这也算是对构建创新型社会的一种响应。认为他们辞职就是“辜负了组织培养”，其实是一种出于“官本位”思想的评论，官员对社会可以做贡献，企业家、创新者同样可以。
另外，一些人也担忧，这些官员一旦辞职进入市场，他们大都从商，可能会利用以前在官位时积累的人脉关系。这种担忧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与市场的一种受害者心理，在此前政社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社会与市场经常受到不合理的“有形之手”的侵扰，办事情主要靠关系与人情，原本中性的“社会资本”完全成了一种负面的词语。不过，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推动转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不断得到了合理的确认，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也正在提高。去年以来，国务院不断推行的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审批的改革就是最好的说明。所以说，这种担忧合乎情理，但没有道理。
与这类心态积极、想有所作为的辞职者们相比，那些行“懒政”现象也值得关注。如果放任越来越多的“懒政”，那么必会对市场秩序造成伤害，也无益于社会建设。2016年1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信息显示，第三批督查中，包括地厅级在内的900多名干部被问责。2015年前两批被问责的干部分别仅为59人和249人。可见，督查的力度在升级。这说明，公务员体系的改革应该加快，合理地提高工资，打击灰色收入，完善考核制度，使得组织的吐故纳新机制更为有效，应该是几个重头戏，以此打击“懒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