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留意了一下，从去年到今年，类似“小学教师勒令家长带孩子测智商”、“皮纹是智商的反映”、“心理测试在招聘中被广泛采用”的新闻不绝于耳。这让我想起了科学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在研究中被大量运用，甚至司空见惯的概念，一旦严格去追寻其背后的定义，却往往众说纷纭，甚至争吵不休。物理大师理查德·费曼曾开玩笑说，科学家平时自以为比谁都了解科学，但让他们严格定义“什么叫科学”，就像问一只蜈蚣平时走路时具体怎么抬脚，这只蜈蚣立马会发现原来自己压根就不会走路。
“智商”同样是个模糊的概念。带着怀疑，美国的一位自由作者斯蒂芬·默多克彻底检查了一遍智商测试的历史。他发现，智商测试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问题。许多孩子的测试分数并不稳定，其分数高低也与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没有绝对的联系。然而，智商测试在没有任何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却由于种种机缘(主要是因为一战时美军引入了机制来淘汰新兵)，被公众广泛接受。
在教育体系中，智商测试一度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使在今天，它仍是把一个孩子送进特殊学校的依据。美国著名的大学入学考试SAT，还有每个留学生都曾苦读过的“寄托”(GRE和TOEFL)，很大程度上都脱胎于一战时美军的智商测试A卷。虽然设计这些试卷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一直都宣称这些测试检验的是人们的“真才实学”，并否认事前的热身训练能提高分数。可只要看一看铺天盖地的各种补习班广告，就知道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针对这种考试进行专项训练，显然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应试技巧。
默多克发现，上述考试和智商测试本身一样，在经济、种族、文化上并非完全保持平衡，来自经济优越地区的白人孩子分数往往更高。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考试不免本身就暗含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歧视。
近年来，美国的许多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慢慢放弃以SAT成绩作为入学依据。截至2005年，美国已有七百多所院校招生时不再看重SAT分数，虽然这些学校大多只处于中下游水平，但大趋势不可逆转。
当前，国内的高考也处在改革之中，这或许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高考本身并不是纯粹的智商测试，但研究显示，高考成绩仍然与学生的智商分数在一定程度上相关。改革后，大学招生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公平”，是分数公平、地域公平还是经济公平，抑或是“智商公平”，这很值得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免不了还是要更深入地探究：如果智商不完全是天生的，那它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
有数据显示，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智商得分都在随时间增长(这称为“弗林效应”)。有一组数据特别耐人寻味：若采用瑞文渐进测试，荷兰人的智商在1950到1982年间飞涨了整整25分。显然，荷兰人绝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进化得“更聪明”，之所以他们的智商得分飞速增长，这其中一定存在后天的因素，比如教育普及或者卫生条件改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