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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骄傲——拿到通知书的刹那，觉得祖坟都冒青烟了;
有意思——刚进实验室，面对仪器设备，觉得很新鲜;
没意思——搞科研也就是这么回事，和以前想的不一样;
不想上了——身边的朋友忙着升官发财，自己却还在耗着;
想自杀——家庭、事业、爱情样样不得志，房子、车子、票子要啥没啥，还整天被实验和文章折磨;
无所谓——痛苦到极致反而不知道该去痛苦了，随便吧;
毕业了——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突然连为什么要读博都忘了。”
这篇名为《读博七个阶段》的文章在网上被热炒，不少博士网友纷纷表示，“感同身受”。
而近期，对“博士”这一群体的关注，正在不断升级，已经从网上的自嘲、议论，上升到课题组的专项研究，直至国家有关机构的大规模调查。2010 年8月24日，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为首的课题组出版了《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紧接着，另一项由国务院学术委员会主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牵头的全国博士生调查结果也终于出炉。
最牛导师曾经同时带了47名博士;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着导师一半以上的课题任务，有些导师的课题100%由学生承担……调查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如顽石入水，而长期以来深藏在水面之下的，从博士生数量的激增到招生方式的异常，再到师生关系的异化等一系列怪现象，也在猛然间，全都暴露了出来。
第一怪：数量多了口碑差了
9月28日下午，阳光正好。陈洪捷在他位于北大的办公室中，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一开口，他便直切主题，向记者介绍了博士学位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到今年，我们的博士培养，已进行了30年。”
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后简称《条例》)开始正式实施。《条例》第三条明文规定：“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3年后的5月27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批18名博士也登上了当时中国的学术之巅，成为万人艳羡、“国宝级”的学术骄子。
此后，直到1992年，我国博士培养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接下来的5年，博士数量也一直呈现平稳增长趋势。但从1998年开始，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就以每年23%的比例递增。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在公开场合透露，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首次超过已有近150年博士培养历史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2009年，我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
然而，公众对博士的态度，却随着其数量的日渐增多，变得微妙起来——少了几分尊敬，多了几分揶揄。“傻过博士，穷过教授”、“读博=赌博”、“千年博士后”等调侃的话语频繁见诸于网络。博士们被推向了尴尬的境地。
第二怪：博士点成捞钱工具
与常佳(化名)见面前，记者曾多次想象，这个毕业于名牌院校文科专业的博士该是何等出类拔萃、文采斐然。但当他坐下时，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略显茫然的脸。
硕士毕业后，常佳求职失利，接着博士扩招的浪潮，他选择了继续深造。可读了3年，重新被推向就业市场的他，比当初更尴尬，毕业一年多，至今没找到合适的单位，就在一家公司里挂着。“有人说，我们是被博士产业链批量生产出来的，含金量低，想一想，的确没错。”常佳苦笑了一下。
博士培养缘何成了产业链?据记者了解，1981年，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共151个，涵盖了812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截至2007年，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已增至346个，涵盖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多达1739个。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为开设、增设博士点，国内一些大学不惜巨资，想方设法将其他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挂(靠)”到自己名下，围绕他们组织材料、提出申请，再“打点打点”评审人。部分博士点的公关费高达数十万元。湖南某高校就曾提出“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如今，该校已“如愿” 拥有了9个博士点。
为何校方要下那么大气力争取博士点?这位知情人士解释道，博士点的多少关系到学校的排名，进而直接与学校领导的政绩、学校的经济利益相挂钩。为争取博士点花的这些钱，也会从博士点上挣回来。陈洪捷告诉记者：“目前，全国的学术性博士已全部实行奖学金制度，全日制脱产博士不但不用再缴学费，还能拿到为数不多的补贴，倒是那些在职博士，虽然数量并不多，学费却着实不菲。以北京某高校与国外某高校合办的在职博士班而言，一个学生的学费就高达10万元。”但学费终归不是博士点的主要营利方式，借着这个名头向国家申请的项目资金，以及从企业挣到的咨询费、顾问费，才是更大块的收入。
从精英教育变成“批量生产”，学制“一刀切”、论文标准固定化，这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博士生，怎能不像流水线上走下来的产品?
第三怪：公关比考试更重要
“考博其实不难，难的是考博前的‘公关’工作。”说这话的是卞玲玲(化名)。这个自小就成绩优异的女生，在南方一所医科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一直梦想着能进入北京某著名医科大学继续深造。
2007年，卞玲玲第一次报考。为拿到一手复习资料，年底，她顶着瑟瑟的北风来到北京，借住在朋友家，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可初试成绩高出国家线一大截的她，却在面试时被刷了下来。“是哪儿表现得不好?还是哪方面的素质导师不满意?”她有点不甘心。
第二年，卞玲玲再次报考了同样的专业、同一个导师。初试，她排名第三。面试前，她吸取教训，“提前和导师进行了邮件沟通，并得到允诺，只要发挥正常，应该没问题”。她信心满满地留在北京等待面试，却被无意中打听到的消息浇了个透心凉——她报考的导师当年共有3个招录名额，其中2个已内定给他自己的硕士生，剩下的报考学生中，“路子过硬”的也早已排成长队。朋友好心劝她：“别争了。”她偏不信，一门心思等下去、考下去……“出榜那天，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拨通朋友的电话，大哭了一场。然后决定打包回家，彻底放弃。”
常佳对记者说：“相比起本科和硕士，导师在博士招生中的权力很大，有时甚至连是否有自费名额、有几个自费名额、某学生是否能破格录取等也是他们说了算。考前对导师公关是公开的秘密，非本校生源更需如此。有些紧俏的专业、紧俏的导师，送礼都得找门路。之前有新闻报道过，有学生为了读博对导师展开 ‘潜规则’，虽然做法比较极端，但据我所知，也并非个例。”
第四怪：学生成导师的廉价雇员
“今天，我们提到某位学术前辈，常会说他‘师承于××’。师生二人的名字彼此辉映。在我看来，‘师承’一词严肃而神圣，是我向往的境界——与老师朝夕相处，促膝长谈，不仅得到学术上的指点，更获得人生的启迪与智慧。但真正成为博士我才发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常佳似笑非笑的脸上，透着点戏谑。
“和偏应用型的理工科博士不同，我们和导师的互动相当有限。”因为导师名气大，常佳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幸运儿，但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平日，有太多校外机构邀请导师参加各项活动，我大概每两个月才能和他见一面，每次都是简单沟通一下看书的情况，他再给我开个新的书单，有时连10分钟都不到。我还听说过更‘自由’的，有位导师，每学期请学生吃顿饭，博士和硕士一起，十几人一大桌，拉拉家常、寒暄几句，顶多问问最近的学习动向就算沟通了。”
陈洪捷主任告诉记者，他在调查中也发现，一半以上的文科博士每月见导师的次数在两次以下。“理工科博士和导师的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形，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试验室做项目，和导师几乎朝夕相处。”
“我们和老板(导师)的关系不像师生，像老板和雇员，我们还是廉价雇员。”女博士罗娜告诉记者，“我热爱科学，可如今，我觉得自己从没真正做过研究，只是整天给老板打工。科学是什么?明天在哪里?我都来不及想。”更令罗娜气愤的是，她本应于2008年夏毕业，“可导师负责的重要项目没有完成，为了保证项目进程，我和几个师兄师姐的毕业论文都被导师以各种方式莫名其妙地否定了，毕业‘被延期’。直到今年年初项目完成，我才真正毕业。不瞒你说，我已经30岁了，读博把我读成了真正的‘剩女’。”
对于学生们的抱怨，导师们的看法则略有不同。一位博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博士阶段，悟性、主动性、自律性才是学生进一步成长的必要支撑和前提，老师不会再像对本科生、硕士生那样进行课堂授课。干活儿是在实践中完成研究训练的一种方式，是必须的。”该导师也承认，如今，部分导师迫于学校考核、社会竞争的压力，角色发生变化，成为被项目湮没的“商人”。
第五怪：好毕业不好就业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怪现象：与西方国家博士研究生30%的淘汰率相比，我国博士生的毕业率竟高达100%。
陈洪捷向记者解释说，这几年，为了控制博士生的质量，我国已新增了不少关卡：“如预答辩、通讯评审、邀校外导师参加答辩等。程序上已经很严格了。”但一位已经毕业的博士却说：“关卡虽多，却都比较好过，大部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据这位博士讲，“如预答辩，导师若想让学生通过，便会事先安排自己相熟的老师担任评审;通讯评审和校外导师参加答辩等环节，本意是想制约‘人情答辩’现象，但只要稍微打打招呼，他们多半还是会给(导师)面子的。学术圈就那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嘛……”
100%的毕业率之后，紧跟着的是并不乐观的就业形势。虽然记者查阅相关数据后发现，全国各大高校对本校博士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基本稳定在95%左右，但不少已经找到工作的博士生却直言，真正能找到十分满意岗位的人，少之又少。
用人单位对招来的博士也抱怨连连。周光礼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称，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博士帽应承载真才实学
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姬十三是记者采访的10多名博士中，唯一没有抱怨，说起近况来自信而乐观的一位。2007年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科研生涯，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创立了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组织了一批博士，在多家媒体开设科普专栏。几年过去，松鼠会已成为年轻人心目中 “科学传播”的代名词。
“我觉得自己算是学有所用了。”现年32岁的姬十三对记者说，“在我看来，只有真正将自己的所学兑现出来，才不枉寒窗10多年读到博士。‘松鼠会’的专职工作人员中共有3位博士，包括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海归博士。在团队中，他们的确有他人不能取代之处，比如逻辑思维能力更强、眼界更开阔。”
陈洪捷在采访的最后也一再强调：“从2007年至今的3年中，我们的调查所覆盖的样本已达3万多份。社会上议论的种种怪现象，的确存在于某些学校、某些博士生身上，但绝非博士生的全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从学生本身来说，并非每个人都是因为醉心学术才选择读博，还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想赚个头衔，好为将来的事业发展增加筹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制度的欠缺。比如，正是因为我国在科研资金分配时没有计入‘人员费’，才使学生的劳务费用受到极大限制，出现博士生为导师‘廉价打工’的现象;再如，我国现阶段的博士培育体制，其实比许多西方国家严格许多，但方法归方法，手段归手段，有些人总会有办法，让这些制度流于形式。”
调查中，不论是博士、博导还是调查者，都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博士也许不再是“国宝级”骄子，但仍应是未来的科学研究者、学者。那顶方正的博士帽，承载的应该是真才实学、真知灼见，而绝不该是人际的怪圈、学术的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