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这一蕴涵着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的临床科学，在当代正面临着伦理观念和经济风潮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中医原始的稳定方式与正常发展，甚至迫使中医屈从于某些扭曲的伦理观，另一方面又促使中医在不得不参与市场竞争与维持传统医德这对矛盾中乞求平衡。近观十几年来的“市场”变化，真正有意义的理论突破与临床技术发展少之又少，而那些披着现代华丽辞藻的羊头狗肉之流则彼彼皆是。甚至，中医这个特定含义的概念已经并且正在被一群乌合之众作为诈骗的噱头而大做文章。
许多人在得到真正中医的帮助之后而感慨万分，赞叹先祖的这份宝贵遗产是如何之伟大，另一些人则在求医的道路上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他们或者愤慨自己的命运不佳，或者惋惜中医的衰败，甚至去痛恨中医。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具讽刺意义的情景——龙文化。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她来源于黄河的孕育，这条母亲河从巴颜克拉山北麓发源，流经黄土高原之后便染成了黄色，这淳朴的黄色又恰恰孕育出了黄皮肤的华夏民族，这个民族又将自己的祖先称为黄帝，而黄帝的子孙又是占据世界人数五分之一的农业大族。这个庞大的农业民族对水的依赖也必然是对天的依赖，而这条决定民族命运的黄河就注定演变成为被敬畏与被怨恨的化身——龙，当人们需要这个神化的图腾显灵的时候，便五体投地的去乞求它普降甘露，又有谁不是诚惶诚恐的呢?而当欢庆丰收的时候，人们便将这个心中的神制作成一个没心没肺的空心圆筒，用木棍支撑着这个长灯笼，好生的戏弄这老东西一番，以解这一年中顶礼膜拜的怨恨。
中医——我们无法改变的史实——构建在早期文明的平台上——假借了那个黄河文化最原始和最牢固的崇拜——《黄帝内经》。中医的命运或许就注定沾染了这个图腾所固有的“灵光”么?中医就必定在“黄河颂”与“黄水怨”的不和谐音符中沉浮么?中医也必然会象龙文化的命运一样被朝圣和被戏弄么?
一、天佑中华——中医是华夏文明的必然。
华夏文明并非是完全的神文化。
一个不争的事实——全世界的早期文明全部衰落了，而亚细亚的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文明依然灿烂，在这个独特的大陆版块上，这种文明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必定有着她独特的机制。
古埃及文明在几千年中始终不能摆脱那种亡灵文化的阴影，这种对于死亡的神圣敬仰与欣慰，导致这个民族对生命科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也没能形成任何完整的哲学与生命伦理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他们最热衷于研究的木乃伊制作技术，与其说是化学工艺，还不如说是神学的艺术创作。这虽然不能不承认亦或算是生命文化的一小部分吧，但这种完全的神化的学说又对完整的生命学说有着多大的贡献和意义呢?
当一批华夏民族中最有智慧的人假借“神农”、“黄帝”的声望编纂《本草》《内经》的时候，尼罗河泮还依然纠缠在澳西里斯神与伊西斯之间那些婆婆妈妈的故事中，而这个故事一讲就是几千年!
西亚的两河流域从巴比伦城邦的出现到昌盛的波斯帝国衰亡，无不充斥着神文化的浓重色彩，而在这神圣的寄托与奉献的背后，不难看出对生命的漠视与冷落。时至今日，历史学者也无从考证出这些民族文化中对于生命科学的贡献，而最丰富的史料便是战争史，为了神，也为了土地和石油。与其最为相似的是古罗马的战争狂人，即便把战车践踏了大半个欧洲，最终也没能建立起完善的哲学与科学体系。值得赞赏的是公元一世纪中叶，军医第澳斯科里德编著了一本药书，收录了将近六百种植物，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洋《本草》”吧，但遗憾的是在这位军医充满了热情的身后，却没有人继承和发展了。
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最近乎完美的文明，从荷马史诗到雅典的帕提侬神庙，无不铭刻在世界历史的美好丰碑上，而古希腊的神文化也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无论是哲学大师或是历史学家，无不笼罩在神的影子中。在古希腊文化中，与中国古典哲学最为接近的是对于原始宇宙的认识——混沌学说，而中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发展中，这种天地始开、精气始生的思维方式，演变成为“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而广泛被中医所运用，成为一种应用技术的理论体系。在古希腊的神文化发展中，这种宇宙观却直接演变成为“盖娅”神以及她的后裔家族故事，最终由普洛米修斯神来担当了保护希腊人民健康的卫士。就这一步之差便没有诞生出一个完整的“希腊医学”，到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罗马的塞尔苏斯一边翻阅着希腊神话与人体解剖图，一边用拉丁文书写了第一部“内外科”而为西医学的发展积淀了素材。
这种古典文明中所闪现过的医学星光，没能形成一种民族的文化或者说是群体意识，最终湮灭在神的阴影下，而即便被皇权文化所融会的部分，也仅仅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并随着朝代的更替而灰飞烟灭了。那种强权背景下的神权文化与皇族文化的产物，最多也只是宽慰心灵的咒语和点金术罢了。
华夏文明——这种具有典型农耕意识的自给自足方式下发展建立的文明模式，最终演变成为今天的中华文化，这其中除去被西方盗取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着数不胜数的科学技术发展，这的确是这种大陆农耕行为的偶然与必然结果。自有史以来，华夏文明就从来没有一个大一统的神文化背景，而“数”“术”学的和谐发展是这个农业民族所崇尚的完整科学体系。虽然，我们曾经接纳了印度文化的轮回，也记述了西域的咒语，甚至在几千年的战乱中不停的摧残着自身的文明，但是，这个民族从来不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追求“虚”与“空”的境界中，这种重视哲学思想进步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平衡”和“中庸”态度始终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主流。这种民族文明的追求意识推动和驱使着所有学科的进步。中医这个独特的应用技术学科，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其始终在民间形成着最广大的基础人群，这种看似偶然的必然，使得中医能够完全形成独立的发展模式，而逃脱了神权文化与皇权文化的束缚，其理论框架的构成与临床应用的方法研究也就必然遵循自然的法则——存在决定意识。
中医——这个注重生命本身并且为华夏民族作出了历史与现实重大贡献的生命医学也必然随着这个民族文明的发展而发展。中医，自古就不是神文化的产物，更不是断代的历史，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医人不断的继承和发展着中医学说，并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与提纯着中医的精髓，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最典型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体现，中医将在当代医学领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医也必然在当代临床领域中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中医是华夏文明发展中的自然科学的有机组成。倘若有人感受到中医有着“巫”一般的迷惑与“神”一般的震撼，那也正是中医生命学说所特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的体现吧。
二、天佑中医——中医对亚洲民族的特殊贡献
人类学家普遍认同的一个学说——各个大陆版块的种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性差异。
近代营养学研究证明，欧洲民族对于动物蛋白的吸收与利用能力普遍高于亚洲民族，而亚洲民族对于植物蛋白的吸收与利用能力则远远高于欧洲民族。在我国对于各个民族的饮食营养调查中，就奶制品而言，其吸收利用能力的排列顺序为蒙族、藏族、维族、回族、汉族，在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轻易的找到奶制品敏感体质(过敏性腹泻)的人，而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则可以观察到对海产品产生特异性蛋白过敏(过敏性皮疹)体质。这种现象的本质揭示着人类各个民族间存在着多样化体质。虽然不能妄言中医药最适合亚洲人群的体质，但起码可以说明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实践中找到了最适合自身体质的食用药物——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药食同源”观念已经经历了几千年，而西方的科学体系中提出“原生态疗法”只不过十几年而已，这个事实还要我们的时代精英们去“接轨”与“认证”么?
在亚洲，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东南亚地区，对于中药的使用除了心理因素产生的狂热之外，其药理效价研究也充分证明这类药物对人体产生的作用远远高于欧洲人群。
与其相反的是，欧洲民族的高敏感免疫反应能力，迫使他们必须去不停的研制抗生素，以对抗那些足以导致丢掉性命的病原体。感冒——这个对于我们司空见惯的“家常病”，却在欧洲疾病史的死亡率上重重的勾勒出了死神的印记。不幸的是，抗生素的研制速度并没有赶上和超越病原体的变异能力，目前已经证实了的低效和无效的抗生素品种，正在呈现对数曲线性上升趋势，而病原体的变异导致了它们抗药性的不断提高，这种魔与道的斗法抗争哪里算是一站呢?
那些欧洲人对于抗生素已经无可奈何之后，又开始转向滥用免疫抑制剂，其结果如何呢?近年，全世界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正在上升，且发病年龄日趋下降，国人也开始追逐着欧洲人的步伐而大量使用起免疫抑制剂来，也许几年或十几年之后，我们才会回忆起当年庆大霉素、土霉素的悲哀……。就临床统计学的角度观察，以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肌无力、溃疡性结肠炎、紫癜、萎缩性胃炎等疾病为例，其患者就诊西医的人数是中医的三倍多，而治疗成效(三年不复发率)仅仅是中医疗效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而这种事态依旧被“科学说客”们推动着、怂恿着。
中国人是从来不为感冒发愁的。这些已经应用了数千年的中医药方法仍然有效，而且也从不去跟着病原体变异的指挥棒转的昏头胀脑。是中医改变了这个民族的体质么?还是这个民族的体质天生就适合中医中药?这似乎无从考察。然而，“非典”——这两个沉甸甸的文字，在当代人们充斥着科学数据的头颅上重重的敲了一棒!
非典走了，禽流感走了，出血热走了，我们便无需乎顾及世态炎凉了，我们仅仅需要每天补充一点复合维生素么?我们所面临着的是一个正在走向危机的世界，空气、水源、食物，无不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如果说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医的作用是保护了华夏民族的健康和繁衍，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得不捍卫自己的机体不被那些‘转基因工程’也一同转了。中医的历史没有完结，也不可能完结，中医还将陪伴在人类健康的左右，任重而道远。
三、天佑善人——中医对世界人民健康的贡献
无论是建国初期抢救我们的战斗英雄，还是近年救治在欧洲被宣告无望的新闻工作者，无论是我们的航天事业与军事医学领域中，还是医学援外项目里，中医都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医在当代人的心目中，不再是“游医”“串雅”的概念，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对于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视，中医已经形成了国家医疗健康保证体系的一部分，并提高到国家医药卫生“系统工程”的高度。随着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中医已经走出国门，在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学府中设立了中医以及相关的文化课程，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公立医学院校每年都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医学生。
中医在临床方面的疗效无可争辩。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中医既是疾病早期患者的“忠诚卫仕”，又是疾病晚期患者的“诺娅方舟”。
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中医的作用不仅仅是“抢救”生命，避免众多患者进入ICU的境遇，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后期生活质量的保证与改善，这充分体现了中医在生命伦理认识上的先天优势。在对抗恶性肿瘤方面，无论是对于肿瘤的抑制，还是对于手术、放化疗的机体保护，以及对于患者的生存质量改善以及生存期的延长，中医的卓越贡献尽人皆知。在免疫疾病的这一世界难题面前，中医所能达到的治疗目的与治疗效果，都远远超过西医目前的临床期望值，随着人们对于滥用免疫抑制剂与激素所导致的副作用的认识，中医的重要作用将更加得到重视。在针对血液病方面，中医目前的整体临床疗效虽然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其“性/价”比的优势却是非常优越。同时，由于近年来中医在这些方面的不断探索，也推动了西医药理学方面的渗透研究。而对于我们这个“肝炎大国”来说，又有哪个临床医生能开出几种有效的西药呢?几十年来，中医在治疗肝病方面已经不是具有“优势”的概念，而是占在世界医学的前沿。正如同我们的青蒿注射液一样，在特定的年代中帮助非洲同胞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
当我们翻阅人类医学史的时候会发现，中医以她特有的理论与“传统疾病”和“现代疾病”抗衡，并且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社会中，都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东方传统文明的奇迹。但是，当我们翻开那部沉重的人类文明史的时候，当我们看着人类自己而陷入沉思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一个浅显的道理：中医——这个积淀了几千年文明、积淀了千千万万中医人智慧的博大科学体系，就必然是人类文明史和人类生命医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现代文明已经压缩了时间与空间的今天，中医就注定不再仅仅是华夏民族自己的遗产，而与我们的“四大发明”一样，被世界文明所融合，同时，中医也势必为世界人民服务。
这，正是华夏文明的必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