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紧一阵、松一阵地下着，风，猛一阵、缓一阵地刮着，一道道闪电划破浓浓的乌云，接着便是一阵惊人的炸雷响起。我们一行四人怀着景仰的心情，静静地坐在车中，向大革命时期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最后生活和牺牲的地方——湖北省红安县天台山深处的刘家湾进发。
车子驶过七里坪，穿过香山湖，绕过十八拐，来到对天河，驶上了通往刘家湾的水泥路。这是去年才修建的一条山村公路，狭窄而盘旋。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天气，整个山间只有我们一辆车在悄悄地行驶着，更显出了大山的寂静。在风声和雨声中，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起出发前红安县党史办的同志讲述的沈泽民的历史功绩和生命中最后岁月在天台山生活的情景。
沈泽民生于浙江省桐乡市乌镇，是著名作家沈雁冰即茅盾的弟弟。早在五四运动的发端，1919年暑假，沈泽民就在家乡乌镇与其胞兄沈雁冰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组织了桐乡青年社，出版了《新乡人》杂志，宣传新文化，倡导白话文。致力于新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介绍。
这期间，沈泽民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学生杂志》等报刊发表了《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五月》、《发动机》等白话文小说、白话诗和一些科学小品，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文化科学论文、小说及苏联十月革命文艺方面的文章。如《近代的丹麦文学》、《塞尔维亚文学概况》、《俄国的批评文学》、《俄国的农民歌》等等，为推动我国新文化运动健康发展而摇旗呐喊。
1920年7月，为了寻求真理，沈泽民和好友张闻天一起东渡日本。1921年4月经其兄沈雁冰（茅盾）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并毕生为之奋斗。
1926年，沈泽民接受党组织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秋后，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回国。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化名李明扬取道法国，乘邮船回国。他在船上梦见红军，心情振奋，竟高呼起口号，幸好同船人都在酣睡，才没出事。到达上海后，几经曲折，才把共产国际来信面交瞿秋白。翌年元月，沈泽民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3月中旬，沈泽民奉调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先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等职，负责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
沈泽民一到苏区，就深入地方、部队，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广泛了解情况。当他发现红十二师帮助建立地方武装近3000人的好经验后，十分重视，极力推广。并亲自抓了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县、区游击队的工作。当他了解到农民迫切要求土地的心愿后，就和任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一起领导苏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强调要把分配土地和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发展苏维埃等工作联系起来。他在调查中了解到商城有药材、金家寨有竹木扫帚和纸、苏家埠一带有茶叶等土产，以及国民党每年在这些地区的税收在30万元以上等情况后，强调指出：“要发展土特产，才能发展苏区。为了军需民食，要成立我们的税收机构，建立苏维埃商务工作。”
沈泽民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后，非常重视红军的作用，积极配合部队工作。为配合部队“扩红”，他把赤卫队、共青团、童子团、贫农团、妇女会一齐动员起来，开展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宣传活动，动员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提出“快快武装起来，壮大红军，保卫苏区，扩大苏区”的宣传口号。并抓住红军的祝捷和节日纪念活动等契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扩红”。1931年8月，红四军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发起了圻（水）、黄(梅)、广(济)战役，沈泽民组织根据地人民积极予以配合。战役结束后，他主持召开了慰劳红四军大会，并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建红军一个师的决定，在根据地又一次掀起参军热潮。11月，充实了新鲜血液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战斗力倍增。接连取得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潢光战役、苏家埠战役四大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作者：剑气如虹』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积极开展团结、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1932年8月，吉鸿昌将军途经苏区。沈泽民闻讯后，即在当时黄安附近的长冲会见了吉鸿昌，同他畅谈了一天一夜，讲“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分析中国革命前途，并召开小型欢迎会，欢迎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当吉鸿昌离开苏区时，沈泽民还代表省委送给他3000元钱作路费，并指派徐海东护送一程。沈泽民的言行，深深地打动了吉鸿昌的心，使他对共产党由敬佩转向热爱，从而成为一位名闻全国的抗日志士。
1932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起初盲目轻敌，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使战局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在遭遇失败后又惊慌失措，极力散布悲观主义、失败主义论调。10月1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京汉铁路向西转移。会议还决定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在苏区斗争。这时，沈泽民在苏联期间所患的肺病复发，时常吐血，同志们劝他随主力到外线去。他却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后，20万敌军大举进犯鄂豫皖根据地。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为坚定苏区人民的信心，沈泽民忍着病痛，召开了全省县级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党员和游击队员，为保卫苏区而进行艰苦战斗。在沈泽民、郑位三、徐海东等领导下，苏区到处贴满了“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等标语；罗山、黄安；河口、商城、六安等县还成立了县游击师或独立师。经过两个月的游击战斗，歼敌近1000名，缴获枪支2000多，武装了游击队和群众，并于1932年11月29日在红安的檀树岗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33年3月4日，敌三十五师一个旅进占我苏区根据地郭家河。沈泽民召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开会，分析敌我情况，决定集中兵力，全歼敌人。6日，天未破晓，徐海东率主力团攻入郭家河，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毙俘敌军2000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取得红二十五军首次大捷。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又在潘家河、杨泗寨两次战斗中连连获胜，初步扭转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不利局面。
正值苏区形势刚有好转之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向鄂豫皖省委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省委于1933年5月初不顾徐海东等人的反对，头脑发热地作出了夺取守备森严的黄安县七里坪镇的决定。七里坪战役于5月2日打响，坚持43天后，我军损失大半，省委遂被迫决定撤出战斗。
七里坪战役后，敌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反扑，苏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严酷的斗争现实，使省委和沈泽民深深感到，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斗争方针。1933年10月他主持召开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承认目前危局“是自己的路线差错”和“一贯的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并作出了转变了斗争方针，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会议决定将红军组成便衣队，转移到外线活动。就在这极端艰苦的岁月里，红二十五军严格遵守纪律，保护群众利益，特别是副军长徐海东更是以身作则，和战士们一起同甘共苦。他这种爱民品德，深深地感动了沈泽民。沈泽民特意找到徐海东，紧握着他的双手，含着泪花，感动地说：“海东同志，要是都有你这样的党性，红二十五军是不会被困难压倒的。”随后，沈泽民从怀里取出瞿秋白送给他的那块钢表，深情地对徐海东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困难，把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给了苏联人民。苏联同志为了秋白工作方便，回赠了这块钢表。1931年我离沪来皖时，秋白把这块表送给我作纪念；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祝红军胜利！革命成功!”徐海东热泪盈眶，无限感慨，郑重地从沈泽民手里接过表，深沉而又坚毅地说：“红军会胜利的！一定会胜利!”『作者：剑气如虹』
此时，沈泽民已是重病缠身，疟疾加上肺结核，只能靠担架抬行。
为了不拖累大家，他决定离开部队到天台山深处的刘家湾养病。临行前，他检阅了部队，一一和战友们话别，嘱咐他们：“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
在病重的日子里，他将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叫到面前，一边吐血，一边用药水将给中央的检查报告写在一条白色裤衩上，他在报告中沉重地检讨道：“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根据他的指示，成仿吾穿上这条内裤到上海，通过鲁迅找到了党中央，将报告转给了党。
沈泽民死后，由于当时敌情复杂，来不及找棺材，是将两副门板拆下来，将烈士夹在里面，然后用野滕缠紧当棺材埋葬的。埋葬时，连门环都来不及弄下来。1959年春，红安县烈士祠建成了。红安县委根据红安籍老红军，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郑维孝的建议，决定将沈泽民与红25军军长蔡申熙烈士的遗骸迁入红安县烈士陵园。1962年5月，董必武三度回故乡时，应县委的请求，亲自为两位烈士题写碑名。
在沿着盘山公路行驶了近一个小时之后，路旁一座写有“鄂豫皖省委旧址、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沈泽民牺牲地”的纪念碑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连忙停下车，走到纪念碑前，这才发现，就在我们车子停放的右下方隐藏着一个秀丽的山村，不到村前，发现不了它的存在。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走到村中，看见一名中年农妇正扛着锄头向村外走去。我趋前一步问道：“请问沈泽民当年是住在哪家？”那名农妇朝一正靠山脚下村子最东边的一间平房指去说：“那就是的。”我又问道：“这家房子的主人叫什么？在家吗？”“老人叫刘克诚，后人叫刘福安，应该在家。”
告别这名农妇，我们径直走到那间平房中，一进屋才发现，这间外面看起来是一间普通平房的屋子，其实是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房子。东边是大门，靠北边是三间用石条垒起的三间瓦房，南边是三间土土坯房，西边是一面土坯墙。
我们一进院中，一位朴实的老大爷就拄着拐杖迎了上来。“老大爷高寿啊？”“今年90啦。”这老大爷腰不弓、腿不弯、耳不背、眼不花、声音宏亮。当听到我们是专程来瞻仰沈泽民最后居住的地方时，老大爷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我祖父叫刘传焱，那时正在家种田，我父亲叫刘时先，在红军独立团当政委，我13岁就参加了红军，当时给营长当勤务员。一天，营长告诉我，上级决定调我回家去给住在我家的一位大人物当勤务员，还再三叮嘱要招扶好这位大人物，并一定要保守秘密。就这样，我从部队回到家中，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才知道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那个时候条件又艰苦，隔几天敌人就来搜查一遍。为了不让敌人抓到沈泽民，晴天时，每天天刚亮，我就和我祖父一起把沈泽民抬到村子后面的一个山洞里，中午送饭去吃，天黑再去抬回来，下雨时，又把他藏在我屋的夹墙中。”
边说着，老人边把我们领到靠北边的平房中，指着东边的厢房说：沈泽民当时就住在这间房中。我们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厢房，这是一间约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离地约两米高处是木板铺的楼，房上边靠墙处摆着一张老式的没有木板的木床，靠东边墙边放着一张已黑得辨不清木质的小方桌。据老人介绍：这张床是沈泽民当年睡过的，这张桌子也是沈泽民当年用过的。老人告诉我们：这里已被辟为沈泽民纪念室。
走出这间平房，我们提议去看一看沈泽民当年藏身的山洞。老人提出要陪我们一起去。看到正在下着的雨，我们谢绝老人的好意，但是，老人执意要陪同，我们只好随顺老人。几个人将老人围在中间，慢慢地向山洞走去。一路上，老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说：“沈泽民个子很高大，人很和蔼，说话很流利，，但是不好懂。听说，他还有一个女儿，我们很想看一看。”当我们问到老人目前的生活时，老人说：“一个季度政府给170多元。”“够用吗？”“有点紧张，但比没有强多了。”“你当时怎么没有回到部队上去呢？”1933年4月，我父亲在河口打仗时牺牲了。沈泽民去世后，我再去找部队，部队又转移了，没有找到。那时，国民党搜查得又凶，我祖父怕我出事，硬把我留在家中。那时要是找到了部队，现在也不是这个样了。”“那你后悔吗？”后么悔呢？当年不晓得几多人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连沈泽民那样有学问的大干部都牺牲了，与他们比起来，我真是幸运的。『作者：剑气如虹』
说着、说着就来到被村民们称作“泽民洞”的跟前。这是一个被杂树和冠木掩映的石洞。如果没有当地村民带领，走到跟前也发现不了。这个洞口宽内窄，前高后低，整个面积约20平方米，洞内有个天然的石凳，洞的最深处还有一个仅容人身的缝隙通往山上，这时正沥沥淅淅地滴着水。老人说：从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到天台山之后，沈泽民就一直住在他家，这年的11月10日夜晚，当他和祖父把沈泽民从“泽民洞”抬回家中时，沈泽民就烧得烫人，还咳个不停。深夜，当刘克诚醒来时，看到沈泽民房中还亮着灯，他轻轻地走到房门前一看，只见沈泽民在如豆的梓油灯下翻看着一叠字纸，还不时地写写画画。为了不打扰沈泽民，刘克诚转身回房睡觉。当他正在迷迷糊糊之际，忽然听见沈泽民房间传来一声闷响，刘克诚连忙跑去一看，只见沈泽民栽倒在地。刘克诚叫来祖父，二人共同把沈泽民抬上床，但是，沈泽民从此一病不起。1933年11月20日凌晨，沈泽民就在刘克诚家中逝世，时年34岁。沈泽民当时画画写写的就是他代表鄂豫皖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
当我们走出洞口时，一阵山风刮过，阵阵松涛仿佛把我们又带回那个艰苦、残酷的年代，我们仿佛看到沈泽民万死不辞的决心和斗志。
走下山后，当我们与刘克诚老人告别时，老人站在山前久久地凝视着那个山洞。
『作者：剑气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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