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破旧的门楼，确切说是一个废弃不用的门楼。
门楼是全部青砖到顶，顶上覆着椭圆型的灰瓦，日晒雨淋有的已经破碎了。从正面看，上面是石制的长条方形过梁，石条上模糊凹显着八仙过海、旭日东升图，梁的上面是凸出的青砖斜角，像锋利的虎牙，梁和斜砖中间是青砖磨制的当，当有拳头般大小呈方形，镂刻着梅花鹿、蝙蝠、之类的吉祥饰物。两扇厚重、大方的朱色门用的是整块的楠木，依稀可以辨别刻画着左秦琼、右敬德的门神图，门下是高高地可以活动的木门槛，门前两侧有一对雕刻着麒麟的石鼓，石鼓是整块石头镂成下方上圆状，古人讲的‘门当户对’就是由此而来。
阳光透过梧桐树叶隙稀稀洒洒的落在院子里，树下竹椅上躺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眯缝着眼睛注视着院子西南方那座废弃的门楼。竹椅一侧是个半米高的圆桌，桌子上放着暖瓶、茶壶和几只茶杯，桌子的另一侧还有一个空着的小木凳。
看门楼的样式感觉年代不是很久远，估计是民国后建成的。应当不是那种属于文物保护之列的，在讲究实用的农村中怎么就留下占地方的门楼呢。这个矗立着的门楼是主人想显示昔日的荣耀还是另有隐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怀着疑问走到躺椅边请教老者，这时候老者坐了起来，倒了两杯茶水，我赶紧搬凳子坐在老者身侧，听老者娓娓讲起昔日的往事：
很早以前，当老者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和哥哥跟着寡居的母亲艰难度日。平日里母亲靠织布纺线过活，偶尔也给人缝缝洗洗赚点外快，家里养着鸡鸭猪羊添补日子，日子虽然拮据却还过得去。
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让孩子们上了学堂，大儿子最后考上了广东的黄埔军校，我就留在了身边，扛活养家。
等大儿子毕业后就留在了部队服役，期间曾经衣锦回来过，掏出积蓄帮家里盖了新房子，置办了田产，收拾停当后就回了部队。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又回家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来。
他那次回来特别急，在家匆匆呆了一天，就要急着归队，说是部队正在往前线调防抵御日寇南下，这次回来和家人告别的。母亲把儿子送到门楼外，儿子‘扑通’一下跪在了母亲的脚前，说为了尽忠不能在娘面前行孝了。母亲说孩子你放心去吧，我知道你干的是正事，娘不扯你后腿，等打跑了鬼子咱就回家安心过日子。娘等着你，等你回来的时候娘就在门楼这里接你。
过了几年，有天夜里家里突然敲门，来的是哥哥的勤务兵。当时母亲已经睡下了，勤务兵哽咽的对我说，长官已经为国捐躯了，他是来送长官的遗物的。我听后愕立在那里，脑子嗡的一声没有了思维，怎么送走的勤务兵都不知道。过来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哥哥的遗物是几套军服以及部分书籍，我把那些东西藏在箱底锁了起来，一直没有敢告诉母亲。
就这样，在母亲念念叨叨儿子的日子里，日本人投降了。母亲开始每天都在等儿子回家来了，不管刮风下雨、炎夏寒冬吃完早饭就坐在门楼，心不在焉的手里纳着鞋底或缝补着衣服，眼睛却紧紧盯着远处的大路，无论谁怎么劝也不回，嘴里总是唠叨着说儿子答应打完仗就回家来的。一直到四九年解放，我对母亲撒谎说大哥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因为当时的形式母亲才不敢再去门楼等儿子了。
在大哥去台湾的谎言里，在对团聚的向往中，我和母亲迎来了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雨。因为我的谎言，我和母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些“革命者”们专政的对象，并让母亲蜷起身子，用柔弱的躯体守护着心中那一点点团聚的灯火。我知道那灯火是虚无的，没有事实的灯芯，但一想到母亲坐在门楼边遥望大路的眼神，我还是决定紧闭嘴巴，让那盏灯在母亲的心里一直亮下去。
那几年的冬天特别冷。天没亮的时候，我和母亲就被人带着走出院门，穿过门楼，来到大街上。母亲不做声，我也不做声，只是低头扫着地。扫过了一条街，又扫另一条街，直到扫出东方那一丝亮光。我跟在母亲后面，看她佝偻着身子，口中呵出的水气在头发上凝了霜，感觉心里压着一块重重的冰。等天完全放晴后，我们放下扫帚，在一双双监督的目光中，和那些昔日的邻居们一起出工。我们始终不敢抬头，不敢面对那些冰冷的目光。作为反动派的家属，我和母亲萎缩在角落里，惶惶不可终日。 本文作者：徐青山
批斗会总在晚饭后开始，并不断地变换着花样。现在想来，那大概是人们在劳作后一种难得的休闲。在物质精神都无比匮乏的年代，批斗会带给人们的大概也有些娱乐的成分。我和母亲被民兵押着，绑着，这些昔日的后生们以一种高昂的热情把绳子勒了又勒，让我们双手在背后反转高举着。他们用铁丝穿了木牌悬在我们的脖子上，又在牌子下面挂了砖，以显示他们的精明与深恶痛绝。我用余光看着母亲，她的腰栽向地面，汗珠顺着面颊一粒粒地往下滴，头发被民兵向后拉着，以保持那顶纸糊的高帽子不掉下来。她的脸上抹满了锅底灰，眼皮剧烈地抖动着，一缕花白的头发贴着前额，挡住了右边的小半张脸。
头顶上，汽灯发出滋滋的响声。黄土垫的主席台上摆着几张桌子，村革委会主任带领群众高呼着打倒阶级敌人的口号。那口号一声比一声响亮，一层层席卷而来，在我们的耳边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轻易地吞没了我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在这声浪里，母亲颤抖着，摇晃着，象一张单薄的纸即将飘下主席台。这些晃动在“革命者”们的眼里撒下一粒抗拒的沙子，在瞬间激怒了狂躁的人群。民兵连长从背后一脚把她踢在地上，她的头猛烈地撞向主席台。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她在主席台上虫子般蠕动着，一点点侧着屈身，吃力地翻身，然后跪立，再慢慢地抬腿撑起身子。当母亲再次站立时，血从鼻子和嘴角混合着锅底灰慢慢淌下来，一直流到我的心里。
每每看到母亲挨批斗的情形，我都忍不住想说出实情。但每次批斗会回来，给母亲揉着腰听她讲哥哥的事，到嘴边的话便又咽回到肚里。那时母亲的目光是温和的，甚至是幸福的。她对未来的团聚充满了渴望，那是她能够再次爬起来的一根支撑的柱子。我不忍心把这根柱子抽开，只有在她睡熟的时候，偷偷地哭。
就这样，到了文革结束，不存在阶级成分了，母亲又开始拄着拐棍去门楼等儿子了。门楼看着母亲的缕缕青丝变白发，门楼给母亲的额头添注了条条沟壑，这时候的母亲眼睛已经看东西模糊不清，不能再继续边做针线活边等儿子了，每天早上充满希翼的来到门楼，用空洞混浊的目光盯着远处，然后在家人左哄右劝下挪动着小脚，嘴里咕咕哝哝的说着只有自己才能听的话结束一天的等待。
后来，我的几个儿子也大了，家里准备翻盖房子给他们娶亲结婚。母亲死活不让拆门楼，说儿子从这里的走的一定要从这里回来，家里什么也可以不要，就是门楼必须留下来。
母亲一天天老去，自己最后已经走不动路了，还经常要我去门口看看，说老大回来了听到他的脚步声。母亲临走的时候，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老大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娘等了大半辈子，不能再等了，回来后一定到娘坟前烧点纸钱告诉她人回来了。把母亲埋葬的时候，我把大哥的遗物找出来埋在了母亲的坟侧，希望大哥生为国尽忠，死后给母亲行孝吧。
面对着老者我默然无语，又抬眼看看了那门楼，木然转身离去。
本文作者：徐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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