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热议的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
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
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
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
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
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
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所有这些都将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8。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
最近一次触发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全会是1993年召开的三中全会。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它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打开了一扇门，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经历整合、上市，变得更加强大。1993年全会对1989年之后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势头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邓小平注视的目光下，当时的总书记xx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指出“在国家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一个基本因素”，这标志着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