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发展对一时期的艺术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按照这个观点，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层所代表的艺术趣味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从工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却淡化了阶级之间的审美差别。
以饕餮青铜为例，“青铜的铸造者是体力劳动者甚至奴隶”，一些大型青铜器的制作更要由数百位奴隶共同完成。如果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饕餮纹是由这些奴隶设计完成的，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奴隶能够理解统治阶级的审美精神呢?
若要排除以上所说的假设，就等于认为青铜时代的工匠只是掌握了铸造青铜的技术。然而技术是死的，它不可能和技术所要表达的内容(饕餮纹以及饕餮的寓意)完全分离开来。如果说社会上层掌握的仅是工艺品的“内容和寓意”，而工匠们掌握的仅是“技术”，那么工艺艺术便是一个内容和技术脱节的艺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由此我认为，以实用为其重要特点的艺术部类，如建筑、工艺等，是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审美交流的重要媒介。虽然这种交流也许并不是他们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但它不自觉地、客观地融合了一个时期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
三 美的表现
人们往往用“美的再现”和“美的表现”来区别古代东西方艺术。这种区别在同时期的西方古典油画和中国古典山水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虽然李泽厚先生没有在《美的历程》中提及，但“再现”和“表现”的差别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二万多年的马德林文化，为我们留下了阿尔塔米拉壁画(位于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窟)。以壁画中的野牛为例，作者运用了赭红、黑、褐等颜色，不仅勾勒了牛的线条，还填充了它的质感。除了严格地按比例刻画出牛身、牛蹄、牛角、牛牦等细节，还用阴影表达了牛的厚重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旧石器时代西方艺术已经有力求真实、准确地再现自然的倾向了。
与其时代相近的中国远古壁画往往只有一种颜色，而且都是简练地刻画出动物或人物的线条，同时刻意地夸张动物某个特征部位(如牛的角往往比其他部位要大和明显)，使人很容易辨别出各种动物的种类(这种夸张和有重点的表现与今后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无疑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国远古壁画发展下去，就更能体现东方 “自然的表现”的特点——从圣牛身上的饕餮纹到狞厉的青铜面具，都已经离真实的自然事物很远了。
古代东西方艺术特征的区别还影响到了它们各自的发展方向。西方古典艺术的理性、写实以及其严格的透视理论一直是画家们必须遵循的法则(直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奈为代表的印象派才开始掀起摒弃欧几里得透视法的架上绘画革命。)这些法则成就了欧洲古典绘画的辉煌，同时也局限了欧洲艺术多样性的发展——我们从作画对象范围的狭隘性便可看出。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以纯粹的风景作为架上绘画内容的作品才刚刚出现(主要的画家是代表英国风景画派的透那)。但在中国，山水风景画于中唐(8世纪)就已出现，而在南宋(12世纪)达到鼎盛。更重要的是，“寓情于景”的表达方式在画家们的灵活运用下，使中国古典山水风景画拥有更深厚的寓意。这种情况当然是无法离开以“自然的表现”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基础对其发展的影响。这无疑使中国古典绘画能在被继承的前提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以上三点是我在阅读《美的历程》时的一些想法。碰到一些疑问时，我结合自己所知道的美学知识做了比较多的假设，有时可能会比较武断地下一些结论。这些假设和结论还要等我在以后的知识吸取和修正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在完成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有另外两本书的史料和美学观点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此列出：
1《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刘方，巴蜀出版社
2《中国美术史》李福顺，高等教育出版社
此外，在阅读中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待以后的关注以及老师的指导：
在每个时代，历史发展的特性都会表现在该时代的艺术特征之上。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确真实地符合这个理论。我很自然地希望把该理论用在当今的艺术发展之中。但我看不到当今复杂纷程却缺乏灵气的中国艺术界能够反映这个时代历史的发展。
李泽厚先生在本书的结语中提到：“由于与物质生产相连接，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年代，某些艺术部类如建筑、工艺……等等，就要昌盛发达一些，正如科学在这种时候一般也更有发展一样。”
我相信当今中国处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年代”，但建筑、工艺的“昌盛发达”却表现得并不明显，更别说“文学、绘画”这些“较少依赖物质条件”的艺术部类了。(如果有谁要告诉我文学和绘画在当今已达到了昌盛发达的时期我必定会和他理论。)
那么，李泽厚先生在本书中所说的艺术表现时代的理论是不是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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