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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烈士名单，我们的眼睛一次次被这些名字撞湿。硝烟滚滚中镇定自若，直面艰险，百折不挠，新华社的战争年代史是一部用勇敢与无畏谱写的英雄篇章。80年前仆后继，80年英雄辈出。在今天这样鸽哨系着阳光的岁月，新华社的大部分人早已不再时刻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和考验，但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无畏气概，早已矗立在新华人的心灵高地上。这，也是新华社在80年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担当历史重任、创造卓越业绩的力量之所在。
新华情怀：情系人民为了人民
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生前留下四个大字——勿忘人民。勿忘人民，是这位抗战时期就投身新华社事业的“人民记者”一生不变的情怀，也是新华社事业80年发展壮大的动力和源泉。
1934年3月，红中社创办《工农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宣示：“要用更通俗的文字、更活泼的形式，来反映各方面的最具体的革命斗争情况，以更有力的来教育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和苏维埃建设。”
80年间，新华人把自己的根须一寸一寸地深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在把党的声音、党的意志传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从人民群众中间汲取着用之不竭的营养。
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群众；只有贴近群众，才能发动和凝聚群众。在延安，记者莫艾采访“边区劳模第一人”——著名劳动模范吴有满的通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记者张铁夫、穆青与赵占魁共同生活劳动20天，采写的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促进了边区工业战线展开向赵占魁学习的运动。新华社历史上那些影响深远的作品，无一不是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思想和情感上融入人民群众的结晶。这一时期写出《农村夜话》、《问稼于老农》等名篇的海稜生前回忆：“记者的稿子写得有血有肉有感情，不仅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而且要和群众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记者应该是生活的参加者、歌颂者，而不是旁观者。”
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新华人还有一种特殊的劳动项目——手摇马达为收发报机提供电源，社长也不例外。社史记录了这样一个例子：时任副社长的吴文焘每天下半夜开始处理稿件之前，总是先到新闻台去摇一个小时的马达。新华社用这个办法给收发报机提供电源达七年之久。
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看望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工作人员时，勉励大家：无论是做新闻记者、编辑工作的，还是做出版、印刷工作的，做报务工作的，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革命队伍里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可以快些到来了。
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华社的报道开始由以战争为主逐步向和平建设转变，从主要面向农村宣传逐步向面向城市宣传转变。1949年2月22日新华社先遣队进入北平之初，总社就发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明确提出：各地向总社发稿时，应有全局的、全面的观点，“要深入报道如何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如何兴办与城市人民生活有关的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如何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如何逐步改造学校教育，如何密切城乡关系，使城市为市民、农民和解放战争服务，我们的干部在入城后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有何问题并如何解决的，这些都应进行连续的报道”。
80年情系人民，80年服务人民。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从茅屋、窑洞到现代化、信息化的新闻大厦，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新华人坚持把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融入到新闻报道之中。这也是新华社在80年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根基之所在。
新华作风：一丝不苟科学求实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谈到党报和通讯社的地位、作用时指出：党报和通讯社是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党中央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到各地、各阶层人民中去的。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主要还是靠《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新华社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担任过总社编辑部编辑的任丰平回忆：那时，一瓶自备的蓝墨水，一支自制的木杆钢笔，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但是，在宣传报道的业务研究中，却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和刻苦。延安时期的国际部编辑王唯真曾这样描述新华社工作人员钻研业务的景象：电台抄报员最快时每秒钟要抄下三个以上的字母。这样的速度，不要说抄写，就是要准确分辨字母音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报务员要连续几小时抄写，更谈何容易！
精益求精，严谨求实，对新闻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作风，既来自于党中央对新华社的严格要求，也得益于中央领导同志对新华人的言传身教。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身边有两支精干的队伍，一支是由作战人员组成的“枪杆子”队伍，另一支是范长江率领的由新华社工作队组成的“笔杆子”队伍，代号为“四大队”。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各类文稿达70多篇。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这一时期，中央送交新华社播发的新闻、评论等文稿，均由钢笔抄写，字迹清楚，标点分明。范长江在总结转战陕北的体会时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中央领导）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丝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
也就是在转战陕北的征程中，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对新华社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他在给时任社长的廖承志和新华社社委会的指示信中写道：“这次撤出延安之后，希望大家把一个好的作风建立起来，以此影响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很认真地做到这个作风，就是种极其负责的态度，就是不马虎不苟且，拿出精品来。”他在信中还就新闻工作如何体现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了阐述：实事就是要真实反映，求是就是要依据材料分析问题，这样来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
把新闻事业作为最神圣的职业，把党和人民的重托作为肩负的历史重任。从战争年代就养成的高度的敬业意识、高昂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强烈的责任感，成为新华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新华社准确传达党的声音、充分反映群众心愿的可靠保证。
80年恪尽职守，80年严谨敬业。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被一代又一代新华人所继承，而且逐步被一套周密细致的制度科学地固化了下来。这，也是新华社在80年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保证之所在。
新华追求：勇于开拓勇于创新
从1931年两三人抄收和发送电文起步，到1947年开始向国外派出记者、设立分社，再到随着新中国诞生成为国家通讯社，18年的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也是一部奋力开拓、在艰难困苦中创新发展的创业史。
甫一创社，红中社就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及国外通讯社新闻，编印成内部参考提供给领导人参阅。“第一部‘新闻电台’只有收报机，是用缴获敌人电台的旧零件，自己动手装配起来的。蓄电池和干电池也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抗战时期建成新华广播电台，继而开始日语和英语广播。解放战争之初设立香港和伦敦分社，分别发布新华社中文和英文新闻稿，寄发欧美各国；解放战争还在相持阶段，就向国外派出了自己的记者……
从组织机构到技术手段，从报道内容到报道形式，伴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新华社事业在创新中发展，在开拓中壮大。
读一读1946年1月1日延安新华总社给各地总分社、分社发出的《把我们的事业更提高一步》的指示信，就不难发现当时的新华社决策层在报道和写作方面已经具备的强烈创新意识。比如：要求扩大报道范围，深入实际反映各阶层人民和各种人物的生活和动态，发觉新事物和新创造；报道要有系统和连续，前后衔接，有始有终，尤其是重大事件和运动的报道；报道要确实，迅速；写作必须贯注思想和感情，把它融汇在新闻的叙述和描写中，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写作要有起伏和变化，避免枯燥和平铺直叙……同年5月23日，总社又发出题为《电讯要简练》的公开信，将新闻简练问题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编辑电讯就是政治上的作战，以最高的责任心来从事这一工作”。明确要求研究敌友我三方的宣传动态，“每条新闻选取最好的报道方法”；写作具体而扼要，“既不要糟蹋生动材料，又不浪费文笔”；写作技术方面要用“简明明快的笔调”，“画龙点睛的笔法”，要能“抓住要领“，“事事说明出处”。从指示信到公开信，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些新闻理念和报道思想已成为新华社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
抗战胜利后，新华社建立和推行特派记者制，这是新华社业务改革的重大举措。1946年9月3日，总社发出《关于特派记者工作的指示》，规定特派记者的任务“在于对外宣传”，因此，“无论在报道内容和写作形式上都要适合国民党区和海外人士的口味”，以使“他们对中共和解放区有更多了解，以释疑窦，争取同情”。朱穆之、穆欣、杨朔、周而复、刘白羽、华山、穆青、安岗……这些后来在文学和新闻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全部有着当时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的经历，而他们留下的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也诞生于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
80年开拓奋进，80年创新发展。从80年前在重重“围剿”中艰难诞生，到今天在参与国际新闻竞争中拓展壮大，新华人一直把宏大理想作为引领创新发展的旗帜，把开拓奋进作为实现崇高目标的动力。这，也是新华社在80年漫长历程中始终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源泉之所在。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从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崇高、什么是无畏，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情为民所系、什么是潮头唱大风。引领着新华人不懈前行的是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