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革建党以来的党报党刊资料是十分宝贵的资源，有待开发、研究和利用
民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都办有自己的党报或党刊(包括简报)。这些报刊多数创办于本组织建立初期，最长的可达40多年的历史。民革中央最早于1948年8月与从上海迁香港的《文汇报》合作，共同出版《文汇报》。这是民革中央最早的机关报。此后3个月，民革中央创办了内部刊物《自由》(通讯版)，在香港正式出版，1950年6月又创办内部刊物《民革汇刊》。《民革汇刊》到1956年4月《团结报》创刊时停刊。“文化大革命”后，曾被迫停刊的《团结报》于1981年恢复出版发行。1985年1月民革中央内部刊物《民革工作》创刊，1987年1月该刊改名为《团结》。这些报刊的沿革过程构成了民革作为一个政党的报刊史。现在《团结报》、《团结》杂志和团结出版社互相配合又各有分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有独自特色的宣传体系。它生动地体现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及其优越性。
全国各地民革组织的党报党刊虽然历史长短不一、情况各异，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有不小的变化和发展。现在领取报刊登记证的省市级党报党刊在全国已近半数，说明民革的党报党刊工作正逐渐向正规化发展。
如果把各级民革组织主办的报刊、简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它就是一部篇幅浩繁的民革历史资料。它不仅真实而详尽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民革的重要活动和重要文件，而且清晰地记录了民革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些对于民革历史的整理、研究，对于进行党史教育，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和教材。但是这些报刊资料的使用价值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有不少旧报刊还“死”在档案柜中，有的甚至已散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应抓紧整理、开发和利用起来，变“死宝”为“活宝”，使之成为我们的一份宝贵“家产”。
举例来说，民革中央宣传部为纪念民革成立40周年而编写出版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一书。这是自民革建立以来较具权威性的党史书籍。但是，作为民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组织的建立、发展的情况却告阙如。在其他有关民主党派历史的书籍中，地方民革组织的史料也几乎见不到。我们在进行民革党史教育中，常有党员问到某省民革组织是哪一年建立的，某位领导同志的情况如何等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做宣传工作的人尽管接触党史材料略多一点，也还是回答不上来，因为我们也无从得到这些资料。如果我们把从中央到地方民革组织的党报党刊资料开发出来，不就可以大大丰富党史教育的内容吗?
对于党报党刊所提供的史料，我们可以称之为文献信息(包括图书、报刊、资料、情报等)，它同历史档案所提供的信息(我们称之为档案信息)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共性是：它可以搜集、传递、存储、检索、交换和利用。其特性是：报刊也记载着一部分原始的档案材料，如文件、领导人讲话、重要事件的记载等，这些是历史的真迹，具有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权威性。这部分内容是研究党史最重要的材料，特别是由于一部分档案在“文革”中散失了，报刊的这种原始记录性就更显得可贵了。报刊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不以记载历史为目的的报道、通讯和文章等。这些内容虽也保存了一些史料，但由于是源于或派生于原始档案，其准确性和完整性远不如原始档案。不过这些史料也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再现历史的某一侧面，反映当时人们的某些思想认识，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报刊资料是非常“富有”的资源，亟待开发。
那么，如何开发利用吗?我想，首先要对旧报刊进行整理，这是开发利用的基础。凡是缺期的，可以在民革组织和党员中进行征集，力争补齐。其次，可以对民革历史上出版过的各种报纸和期刊的重要内容编制检索目录，下发各级组织;同时将整理出来的报刊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供借阅和交流。第三、对报刊内容进行筛选、综合、归纳、提炼，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向下属组织和党员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如当前中心工作急需某一方面的情况，就可以将单件的或成组的材料、文章整理出来，供广大党员学习、参考。第四、经常性地在党刊党报上摘登一些有史料价值和有现实意义的文件、文章、资料等，以备参考或收集。
二、民革党内现已建立起报刊交换网络，但这种交换还不是反馈式的，需要加以改进
报刊是信息的载体和传播的媒介。从各级民革组织的党报党刊这个渠道可以了解到民革的各项重要活动、党员的动态和全党的思想脉络。几十年来，民革中央同各地组织及地方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都要按期交换报刊，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交换网络。这对于推动民革工作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我认为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交换网络中的交换方式一般来说是从甲地到乙地、从乙地到甲地的简单往返，而不是反馈式的交流。“反馈”原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主要是为强调信息的传受双方之间不应当是简单的从输出到输入的反送，而应当是在相互影响和作用后，加上了新的信息的反送或称“回流”。
比如，某省民革组织按期接到各省寄来的报刊，但这些报刊被送到某一处或一室就算到了终极地，往往只有几个人看到，因此外地报刊对这个省的民革工作没有或很少发生直接的影响。这个省的党报或党刊当然也就不会反映出外地报刊的影响和作用了。这种情况就是非反馈式的。我们所要建立的交流网络，应该是甲地报刊所提供的方法、经验等被乙地民革组织所借鉴和学习，从而推动了乙地的工作，进而又产生了新的做法和经验，通过报刊(当然还有其他渠道)“回流”到甲地。如此循环往返，民革工作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这样的交流网络建立后，党报党刊的使用价值就会得到较充分的利用。所以党报党刊的交流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1)建议民革中央和各省级组织责成专人认真阅读各地党报刊，并作好抄录、分析、综合等项工作，把其中所反映的最新动态和最有价值的材料、观点、文章汇总，以内参或其他什么形式上报民革中央领导，或下发各地组织负责人及有关部门，使全党的情况及时集中到民革中央领导层，进而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和指示、决策。
(2)《团结报》和《团结》杂志应提高指导性。但这种指导性并不是简单地多登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所能奏效的。因为越具指导性就越要符合实际，越能体现各地民革组织和党员的智慧和经验，也就越为各地组织和党员所需要和欢迎。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种群众路线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党报党刊工作。因为我们的党报党刊应成为民革领导机关同广大党员联系的纽带，成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桥梁。这种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发挥得越好，报刊的指导性就越强。
为了使民革的党报党刊特别是民革中央的报刊，当好纽带和桥梁，希望《团结》杂志除选用约稿和自然来稿外，还多从各地党报党刊中择优转载一些好文章、好报道(以前已经这样做了，但还可加强)，以把某一地的经验、方法和成果推向全国。此外，还可以在《团结》上开辟全国各地党报党刊文摘栏目。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都有全国电台、电视台联播节目;在报纸方面，全国有好几份文摘类报纸。这些在传播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民革有报刊几十份(尽管是内部的)，搞一搞文摘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报刊转载和选用地方报刊文章，不应看作是简单的重复印刷。因为中央报刊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指导性。这就好比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是一份深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它所搞登的文章，原来可能并不为人所注意，但一经《文摘报》选用，这些文章就会产生比原来大得多的影响。报社的选择就是一种比较鉴别，同时也是一种态度。
(3)各省、市、自治区民革组织对外地交换的报刊也应给予重视。我以为，各地组织可以考虑制定一项制度，以使外地的党报党刊进入本组织机构后，能沿着一条较为固定的路线传递，以保证更多的人特别是领导同志阅读，而不致中途被扣压、丢失。在研究讨论本组织工作时，应多借鉴和学习外地的经验。有时这种借鉴和学习比花很多钱召开大型经验交流会效果还大。
三、要使党报党刊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并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内容到采编技术进行经常性的研究和交流
目前，民革的党报党刊工作一般都是采取同级组织管理制度，上级对下级的归口领导仍嫌不够;再加上各地经费的多寡、采编人员素质的高低等方面的差别，各地报刊的质量参差不齐。这种状况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加以改变。
民革中央历来是十分重视报刊工作的。据《民革大事记》载，民革中央在1952年到1953年两年中，连续三次就党报党刊工作下达文件：1952年10月民革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改进各地党内刊物的报告》;1953年5月民革二届九十二次中常会通过《关于加强民革中央党刊通讯工作的通知》;1953年9月民革二届九十七次中常会批准《关于改进地方党刊的几点意见》。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民革中央于1989年10月26日下达《关于加强民革自身建设的通知》。这个文件专列出第四部分，谈“改进党报党刊，加强宣传舆论工作。”此后在民革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重要文件中又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相信，在民革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民革的党报党刊工作必能走上一个新台阶。那么当前应当抓好哪些工作呢?在此，本人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1)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李瑞环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民革中央关于改进党报党刊工作的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报党刊工作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建议民革中央召开专门性会议，对党内报刊宣传工作进行研究，并下达正式文件，对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以同国家对新闻、出版工作的整顿取同一步调。同时，对全国的编辑、记者进行有计划的轮训，尽快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