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指出，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第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温铁军说，与时俱进地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紧迫的“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出来，既符合我们国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规律。
《建议》中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描述一共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看得出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提醒说，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单纯改变村容村貌，要防止在实践中将其狭隘化甚至低层化。
在《建议》中，自主创新是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提出来的。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很明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贯穿发展诸多方面的事情，是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技术含量不高。前不久，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名次再一次下滑，其中技术革新指标低水平徘徊是重要原因。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指出，中国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要增强国家实力，需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要落实自主创新的战略，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常修泽认为，需要完善和创新的制度包括：一是产权保护制度，二是风险投资制度，三是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通过对创新技术的评估、作价、折股，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不容乐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在“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偏差：一是产业结构偏离了原来的目标，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二是就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产业资本深化排斥劳动力的同时，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
由于在“十五”期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仍将是“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认为，由于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源自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因此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
二是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认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时期应加快发展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遭到诟病。
“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而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如此粗放式增长显然难以为继。当前，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老大难”问题该如何破解？常修泽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等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推进资源税改革等措施也必不可少。
目前，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各地区重复建设、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造成地区发展差距拉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策倾斜，吸引资本要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向沿海地区大量聚集；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必然出现差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因此不断扩大。
为了协调各地区发展，“十五”计划期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目前东中西互动、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卢中原强调，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和机会。“十一五”时期，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逐步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创造制度条件。
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的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已明显加快。据测算，过去几年，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化率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左右。
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张立群指出，不少地方城市建设缺少长远规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无序现象；忽视环境目标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致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虽然城市建设速度很快，但真正的人口城市化、以劳动力家庭转移为目的的城市化却很慢，城市化效率很低。
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建议》提出城镇化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这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指导原则。
“十五”期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建议》对改革的判断是“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以至于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在改革进程中遇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另外，常修泽认为，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2004年达到115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出口也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另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积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成就有目共睹，问题也接连不断。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建议》指出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强调，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近两年，中国企业在市场开拓、国际并购等方面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关注。常修泽认为，应该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经营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议》中对建立和谐社会做出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无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照一般规律，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往往多种矛盾集中凸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增多。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侵害群众利益、群体性事件等现象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指出，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