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而不是权力，才是唯一对付互害型社会的有效武器，而更重要的是——良知，只能出自个人之心。
复旦直博研究生黄洋中毒身死，嫌疑人是同宿舍室友。十多年前，清华大学本科生朱令铊中毒，此案至今未破，但网上无数声音和分析将矛头指向朱令的室友。
因朱令一事，铊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毒物。
铊，音同“它”。而现代中国之所以沦为互害型社会，关键就在于，我们将其他人与物，视为“它”，而不是视为一个与自己同样的生灵。因为将其他任何事物都视为“它”，所以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待对方，而不必有任何愧疚。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这句话，定义了中国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人，就是要对自己的亲人好，这就是仁，这样才是一个人。不过，在台湾学者孙隆基看来，这句话倒的确是对中国人的“自我”的定义。他说，中国人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不存在的，是没有一个自我的，他的自我，至少在“二”人关系中才成立。并且，必须是“我”对另一个人好，这时，“自我”才在这个二人关系中形成了。
这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种事实。中国人去了其他国家，必须抱团，因为假若不抱团，独自一个人时，不仅仅是孤独，而是“自我”都不存在了，就像自己裸露而脆弱地呈现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抱团不仅仅是为了实际利益，也是为了在团体中形成一个“自我”。
苛刻的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标准的精神分析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精神分析的前提是，来访者要有一个个性化自我，但中国人只有集体性自我。集体性自我，先是构建于家庭，而后可以扩展到社会乃至国家与民族。
集体主义者会说，这多好，一个人必须对集体有贡献。可是，这恰恰是互害型社会发生的基矗。
现代中国如何成为互害型社会?这取决于中国人的集体性自我能扩散到多大范围。一度，中国人是万众一心，几亿中国人共享一个自我。但现在，所有大规模的集体性自我均已破碎，每个人的自我都回归自身或所属的小集体，且在小集体内，也是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只有个体性自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良知，而陷入集体性自我的人，会缺乏共情能力，即缺乏真正的同情心。对于自己所属的集体自我范畴内的人，自己要做好人。但对于非我族类，则觉得其心必异，于是以蛮夷等词汇形容，并将其视为非人，觉得怎么对待都不觉得过分。譬如，排队时，对于熟人非常谦让，但若是陌生人则哪怕只有两个人也要争抢。因熟人与自己构成了一个小型的集体性自我，或两个人隶属于一个共同的集体性自我，而陌生人不是。
原来一直不能理解，为何上公交、进出电梯，一定要挤。看了孙隆基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后才明白，这种情形下，我们都将彼此视为非我，又因缺乏共情，非我就直接降落成非人，可毫不理会对方感受。
不理会对方感受，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心，甚至对自己的感受也缺乏觉知和尊重。因为没有心，中国人多像是橡皮人，必须找一个集体之心统一他们，才能让社会安定。
大一统哲学在中国，有合理之处。
然而，其矛盾是，集体之心的存在，以克制个人之心为代价。它虽然让社会相对地保持稳定，但对于个人之心的发声，总是给予限制与打压，甚至是消灭。个性，在中国历史上很少被视为优点，原因即在于此。结果是，因为这种氛围，有个体性自我的个体极少出现，再有智慧与良知的文人，在发声时，也总是将自己视为社会一分子。即便是归隐了，也总想着皇帝——集体性自我的代表——能给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也即总想着归巢于集体性自我。
并且，集体之心最后成为大一统的手段。新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那一代领导人发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不遗余力地去做这件事，也果真将天下人之心基本统一到一起。这种统一，确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所以很多年长一辈，对那种万众一心的感觉，非常留恋。
中国历史轮回，即统一之心不断地构建与破碎，彻底破碎时，互害程度会达到顶峰。那时，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小自我，而对别人彻底无情。
解决这一问题的老办法，是稳定，是继续构建克制个人之心的统一之心，但这样只会制造新的轮回。并且，现在如何维稳，都无法避免老的集体之心的破碎了。
真正能解决目前问题，并能切断中国历史的可怕轮回的，是法治与自由。法治提供了真规则，而自由让个性自我涌现。法治，而不是权力，才是唯一对付互害型社会的有效武器，而更重要的是——良知，只能出自个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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