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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说 | |||
梁启超新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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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民说》为原本,结合编者搜集甄选研究《新民说》问世百年来的影响的学术论文集、社会舆论关于梁启超于中国启蒙思想史上的贡献,依据全书20节文字,在体例上精心设计了发表背景、社会反响、原文赏析、今日看点四个栏目,以求在保留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催人奋进、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字韵味的同时,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消化这些跨过百年,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宝贵文化遗产。《新民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社会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我们今天读《新民说》仍会感到心灵的震颤,实在是因为梁任公当年在文中关于中国人未来之人格特性的转变、社会风尚之变迁,具有极其精准和一针见血的预见。这对于现今处在思想大变革前沿、努力寻求着精神层面、文化领域上的出路的我们来说,无异于一盏指路明灯。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并参与“戊戌变法”,史称“康梁”。他早年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随后又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离开政坛以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执教,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他亦是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新民说》是其启蒙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目录
编序
第一节 叙论
第二节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第三节 释新民之义
第四节 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
第五节 论公德
第六节 论国家思想
第七节 论进取冒险
第八节 论权利思想
第九节 论自由
第十节 论自治
第十一节 论进步(一名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媒体评论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在《新民说》这十几篇文章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胡适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郭沫若
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梁启超)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萧公权
(《新民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
——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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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叙 论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1902年到l906年期间以单篇政论的形式发表在其创刊的《新民丛报》上的专栏文章,取笔名“中国之新民”,故文中多自称“新民子”。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顽固派的反对和镇压,清廷大肆搜捕变法维新人士及其家人,在这种严峻的国内政治高压下,“康梁”二人逃亡日本。虽然身遭迫害,无奈飘零异国他乡,但梁启超等人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未熄灭过。维新变法的失败已经用血的教训表明要在中国通过实行资产阶级改良来推进社会变革的道路行不通。走出国门后的梁启超,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制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歆羡,同时以日本为窗口,他大量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与其师康有为不同,他对于西方哲学思潮的接受很快。他于l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六年共刊行出版九十六期。其带来的影响于国内国外华人中,无异于一场思想界的飓风。
梁启超在1902年4月份写信给康有为提及自己创刊的《新民丛刊》影响,毫不掩饰欣喜自豪:“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当时每册印行五千份,这是很惊人的数目,而且“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是年冬天,黄遵究致书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在这里,《新民丛报》的影响也可以看做是《新民说》的影响,毕竟这个专栏才是该刊的灵魂,在创刊的初期尤其是这样。
鲁迅于1902年4月抵日本求学,他是梁启超《新民说》最忠诚热心的读者,从那时候起,继承梁氏“新民”中“改造国民性”成为鲁迅日后重要的思考内容。十几年后,在湖南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文化团体,名字叫“新民学会”。而且从那以后,约半个世纪“新民”常被用作人名、地名、商标。“新民”一词并非由梁氏首创但其影响之大,则是从《新民说》开始的。
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发表背景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最初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了学习西方、制驭西方的愿望。此后有人强调“技”,就是“自强以练兵为要, 练兵以制器为先”,乃至“中体西用”论。也有人从另外角度考虑问题:(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才是”本”、”源”、”体”,主张学这个,以便赶上和超过西方。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破产之时,梁启超意识到,仅靠军事装备、机械技术的近代化并不能使中国振兴。他认为,洋务运动之所以没能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地位,是因为洋务派虽讲“变法”但却不知“变法之本原”,没有抓住近代化的根本。相反“练兵如不练”,“通商如不通”,“开矿如不开”,“兴学如不兴”,成效甚微。他断言,中国如仍按洋务派的主张去做,即使再过50年,顶多“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那到底怎样才能使中国振兴、实现近代化呢?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由此他总结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今日“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是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他坚信,一旦中国能兴民权,“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