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长篇小说) [平装]

序言

作家出文集，就像老姑娘出嫁，既是热烈期待的，又难免隐隐的不安。这是因为，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作家呢，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字字珠玑。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雀斑，皱纹，平庸的荷尔蒙，弹性减弱的肌肉)出阁，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但是谁又能拒绝呢？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
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我十七岁离开浙江，四十好几岁回来，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远离故乡和亲人，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但一定从思念结束。也许可以这样说，由于对写作的痴迷，我成了我的牺牲者。也许还可以说，即便如此，我依然爱我自己。就这样，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我的故乡，我的亲情，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
感谢浙江文艺社，一回来就给我糖吃。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蜜了我的嘴，更甜蜜了我的心。我相信时间改变了很多，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也正因此，我才有缘初回乍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觉得实在卒不忍读，我没敢收进来。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其实，写作就是为了心安。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
麦家
2008年12月9日

后记

我一直疏于作序作跋。这次破例，是因为《解密》出版已近四年，其间它像亲人一般陪伴我，不可避免地唤醒了我一些记忆。如下的文字，大抵是说明我想珍藏这份记忆吧。
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基本上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清晰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 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人士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抛弃它，从6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2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11万宇草稿中整出一部4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 9月号)，都是我曾想放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杆，来年照样要生出小树枝。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我深切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色的苦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为《解密》有今天的善终而曾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记念。
2006年6月

文摘

数学界的人都注意到，自希伊斯落居N大学后，他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像一个称职的男人，却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也许他以前的盖世才华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造就的，当成为称职的男人后，那些神秘才华也离他而去了。至于到底是他自己赶走的，还是上帝要走的，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没有一个数学家不知道，在来N大学之前，他曾经写出二十七篇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数学论文，但之后再没有写出过一篇，儿女倒是生了一个又一个。他以前的才华似乎在女人的怀抱里都烟消云散了，融化了，化成了一个个可爱的洋娃娃。他的事情似乎让西方人更加相信东方是神秘的，把一个神奇的人神奇地改变了，改头换面了，却说不出道理，也看不见改换变异的过程，只有不断重复、加强的结果。
当然，即便是过去的才智已流失于女人的胸怀，但站在讲台上，希伊斯依然是超凡脱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所以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称职而敬业的大教授。希伊斯前后在N大学数学系从教十一年，毫无疑问，能够做他的学生真是莫大的荣幸，也是造就一番事业的最好开始。说真的，现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位从N大学出去的学者，多半是他在职的十一年间教授过的学生。不过，做他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好做的，首先你得会英语（他后来拒绝说德语），其次他不准你在课堂上做笔记，再次他讲问题经常只讲一半，有时候还故意讲错，讲错了也不更正，起码当时不更正，哪天想起了就更正，不想起就算了。他的这一套，几乎是有些野蛮的一套，让不少智力平平的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有的则改学其他了。他的教学观只有一句话：一个错误的想法比一个完美的考分更正确。说到底，他贯彻的那套教育方法，就是要你转动脑筋，开掘你的想象力、创造力。每个新学年，面对每一位新生，他总是这样中英文夹杂地开始上他的第一堂课——
我是野兽，不是驯兽师，我的目的就是要追着你们在山坡上夺命地跑，你跑得快，我追得快，你跑得慢，我追得慢，反正你得跑，不能停，勇敢地跑。什么时候你停下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解除了。什么时候你跑进森林里了，在我眼前消失了，我们的关系也解除了。但前者是我解除你，后者是你解除我，现在我们跑吧，看最后是谁解除谁。
要解除他当然是很难的，但容易起来又是很容易的，每个学期开始，第一堂课，第一件事，希伊斯总是会在黑板的右上角写下一道刁钻的难题，什么时候谁把题目解了，他本学期就等于满分过关了，以后可以来上课，也可以不来，随你的便。也就是说，这学期你等于把他解除了。与此同时，他又会在黑板的老地方重新写下一道难题，等第二人来解答。如果一个人累计三次解答了他布置的难题，他会单独给你出一道难题，这道题事实上就是你的毕业论文，如果又被你圆满解答掉，不管是什么时候，哪怕开学才几天，你都等于满分毕业了，也就是把他本科的教职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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