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卢梭著)(2)

2012-11-08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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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忏悔录(卢梭著)
		忏悔录(卢梭著)

由于作者的经历，他有条件在这部自传里展示一个平民的世界，使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女仆、听差、农民、小店主、下层知识分子以及卢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钟表匠、技师、小资产阶级妇女。把这样多的平民形象带进十八世纪文学，在卢梭之前只有勒萨日。但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这些人物当做不断蔓延的故事情节的一部分，限于描写他们的外部形象。卢梭在《忏悔录》中则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质、人格和性格特点，虽然《忏悔录》对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写是很不充分的，但却足以使读者了解十八世纪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在这里，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亲切宁静的柔情描写得多么动人啊，使它在那冰冷无情的社会大海的背景上，像是一个始终召唤着他的温情之岛。他笔下的农民都是一些朴实的形象，特别是那个冒着被税吏发见后就会被逼得破产的拿出丰盛食物款待他的农民，表现了多么高贵的慷慨；他遇到的那个小店主是那么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竞允许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者在他店里骗吃了一顿饭；他亲密的伙伴、华伦夫人的男仆阿奈不仅人格高尚，而且有广博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干；此外，还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乐师勒?麦特尔、他的少年流浪汉朋友“聪明的巴克勒”、可怜的女仆“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玛丽永，他们在那恶浊的社会环境里也都发散出了清新的气息，使卢梭对他们一直保持着美好的记忆。另一方面，卢梭又以不加掩饰的厌恶和鄙视追述了他所遇见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中的各种人物：“羹匙”贵族的后裔德?彭维尔先生“不是个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教会人物几乎都有“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其中还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贵妇人的习气是轻浮和寡廉鲜耻，有的“名声很坏”；至于巴黎的权贵，无不道德沦丧、性情刁钻、伪善阴险。在卢梭的眼里，平民的世界远比上流社会来得高尚、优越。早在第一篇论文中，他就进行过这样的对比：“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①这种对“布衣”的崇尚，对权贵的贬责，在《忏悔录》里又有了再一次的发挥，他这样总结说：“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②卢梭自传中强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他所独有的特色，法国人自己说得好：“没有一个作家像卢梭这样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③当然，《忏悔录》中那种平民的自信和骄傲，主要还是表现在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绘上。尽管卢梭受到了种种责难和攻击，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更有“灵魂”和“力量”。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在那个充满了虚荣的社会里，敢于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下层、对于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贱”的出身、不以他过去的贫寒困顿为耻，而宣布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朴自然视为自己贫贱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他骄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为高贵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闪光的东西以及他在贫贱生活中所获得、所保持着的那种精神上、节操上的丰采。
他告诉读者，他从自己那充满真挚温情的平民家庭中获得了“一颗多情的心”，虽然他把这视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他“温柔多情”、具有真情实感而自豪；他又从“淳朴的农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虽然他后来也做过不够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友情与功利之间选择了前者，甚至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谊而高唱着“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离开了为他提供“飞黄腾达”的机遇的古丰伯爵。
他过着贫穷的生活，却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很早就对读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即使是在当学徒的时候，也甘冒受惩罚的危险而坚持读书，甚至为了得到书籍而当掉了自己的衬衫和领带。他博览群书，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一直到当代的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一直到自然科学读物，长期的读书生活唤起了他“更高尚的感情”，形成了他高出于上层阶级的精神境界。
他热爱知识，有着令人敬佩的好学精神，他学习勤奋刻苦，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毅力”。在流浪中，他坚持不懈；疾病缠身时，他也没有中断；“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似乎反而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他为获得更多的知识，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时间，劳动的时候背诵，散步的时候构思。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积累了广博的学识，为自己创造了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巨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富有进取精神，学会了音乐基本理论，又进一步尝试作曲，读了伏尔泰的作品，又产生了“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他这样艰苦地攀登，终于达到当代文化的高峰。
他生活在充满虚荣和奢侈的社会环境中，却保持了清高的态度，把贫富置之度外，“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过因为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忡的时候。”他比那些庸人高出许多倍，不爱慕荣华富贵，不追求显赫闻达，“在我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也“始终不变”。巴黎“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使他反感，他成名之后，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他之所以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他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虽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关键的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却难能可贵地表现出高尚的节操。他因为自己“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而抛掉了当讼棍的前程，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卜师》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显出“布衣”的本色，国王要接见并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去接受。
他处于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却具有“倔强豪迈以及不肯受束缚受奴役的性格”，敢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他眼见“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对压迫他们的人”又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痛恨”，他鼓吹自由，反对奴役，宣称“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他虽然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并且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了“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的疯狂攻击”，但他对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对法兰西民族寄予了坚强的信念，深信“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十八世纪贵族社会是一片淫靡之风，卢梭与那种寡廉鲜耻、耽于肉欲的享乐生活划清了界线。他把妇女当做一种美来加以赞赏，当作一种施以温情的对象，而不是玩弄和占有的对象。他对爱情也表示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间真诚深挚的情感，特别重视感情的高尚和纯洁，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别、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说，应该包含着人类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种深挚、持久、超乎功利和肉欲的柔情，有时甚至近乎天真无邪、纯洁透明，他恋爱的时候，感情丰富而热烈，同时又对对方保持着爱护、尊重和体贴。他与华伦夫人长期过着一种纯净的爱情生活，那种诚挚的性质在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他与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的一段邂逅，是多么充满稚气而又散发出迷人的青春的气息！他与巴西勒太太之间的一段感情又是那样温馨而又洁净无瑕！他与年轻姑娘麦尔赛莱一道作了长途旅行，始终“坐怀不乱”。他有时也成为情欲的奴隶而逢场作戏，但不久就出于道德感而抛弃了这种游戏。
他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奢侈豪华、繁文缛节的爱好完全相反，保持着健康的、美好的生活趣味。他热爱音乐，喜欢唱歌，抄乐谱既是他谋生的手段，也是他寄托精神之所在，举办音乐会，更是他生活中的乐趣。他对优美的曲调是那么动心，童年时听到的曲调清新的民间歌谣一直使他悠然神往，当他已经是一个“饱受焦虑和苦痛折磨”的老人，有时还“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怎么也不能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他对绘画也有热烈的兴趣，“可以在画笔和铅笔中间一连呆上几个月不出门”。他还喜欢喂鸽养蜂，和这些有益的动物亲切地相处，喜欢在葡萄熟了的时候到田园里去分享农人收获的愉快。他是法国文学中最早对大自然表示深沉热爱的作家。他到一处住下，就关心窗外是否有“一片田野的绿色”；逢到景色美丽的黎明，就赶快跑到野外去观看日出。他为了到洛桑去欣赏美丽的湖水，不惜绕道而行，即使旅费短缺。他也是最善于感受大自然之美的鉴赏家，优美的夜景就足以使他忘掉餐风宿露的困苦了。他是文学中徒步旅行的发明者，喜欢“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地在景色宜人的地方信步而行”，在这种旅行中享受着“田野的风光，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清新的空气，由于步行而带来的良好食欲和饱满精神……”
《忏悔录》就这样呈现出一个淳朴自然、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平民形象。正因为这个平民本身是一个代表人物，构成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所以《忏悔录》无疑是十八世纪历史中极为重要的思想材料。它使后人看到了一个思想家的成长、发展和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强有力的方面和他精神上、道德上所发出的某种诗意的光辉。这种力量和光辉最终当然来自这个形象所代表的下层人民和他所体现的历史前进的方向。总之，是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反封建性质决定了《忏悔录》和其中卢梭自我形象的积极意义，决定了它们在思想发展史上、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假如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述仅止于以上这些，后人对他也可以满足了，无权提出更多的要求。它们作为十八世纪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不是已经相当够了吗？不是已经具有社会阶级的意义并足以与蒙田在《随感集》中对自己的描写具有同等的价值吗？但是，卢梭做得比这更多，走得更远，他远远超过了蒙田，他的《忏悔录》有着更为复杂得多的内容。
卢梭在《忏悔录》的另一个稿本中，曾经批评了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十六世纪的大散文家蒙田在《随感集》中不就是这样吗？虽然也讲了自己的缺点，却把它们写得相当可爱。卢梭对蒙田颇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警句：“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既是他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认识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但要公开承认自己也是“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敢于把这种“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却需要绝大的勇气。人贵有自知之明、严于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美德吗？显然，在卢梭之前，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作家，于是，卢梭以藐视前人的自豪，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就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卢梭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诺言，他在《忏悔录》中的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卑劣地抛弃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麦特尔，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应该承认，《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难于想象的程度，这使它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并不只是发射出理想的光辉，也不只是裹在意识形态的诗意里，而是呈现出了惊人的真实。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井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这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就是《忏悔录》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忏悔录》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真实的自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而且它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动机和哲理作为指导的。
卢梭追求绝对的真实，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暴露出来，最直接的动机和意图，显然是要阐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他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又给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来可以听从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间，在我所喜爱的工作中，在称心如意的交际中，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将会成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长、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劳动者，”但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却使他也受到了沾染，以致在这写自传的晚年还有那么多揪心的悔恨。他特别指出了社会不平等的危害，在这里，他又一次表现了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思想，把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视为正常人性的对立面，并力图通过他自己的经历，揭示出这种不平等对人性的摧残和歪曲。他是如何“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卑鄙的市井无赖”呢？正是他所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强者”的“暴虐专横”，“摧残了我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泼的性格”，并“使我染上了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以偷窃而言，它就是社会不平等在卢梭身上造成的恶果。卢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人是处于一种“平等、无忧无虑的状态”中，“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又怎么会有偷窃呢？既然“作恶的强者逍遥法外，无辜的弱者遭殃，普天下皆是如此”，那末怎么能够制止偷窃的罪行呢？对弱者的惩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反抗，卢梭在自己小偷小摸被发现后经常挨打，“渐渐对挨打也就满不在乎了”，甚至“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做小偷”。卢梭在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分析不平等的弊害时，又用同样的方法来揭示金钱的腐蚀作用，他告诉读者：“我不但从来不像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做多么方便的东西”，而认定金钱是烦恼的根源。然而，金钱的作用却又使他不得不把金钱看作“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使他“害怕囊空如洗”，这就在他身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习性：“对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因此，他也曾“偷过七个利勿尔零十个苏”，并且在钱财方面不时起过一些卑劣的念头，如眼见华伦夫人挥霍浪费、有破产的危险，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库”，但一看无济于事，就改变做法，“好像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从这些叙述里，除了可以看到典型卢梭式的严酷无情的自我剖析外，就是非常出色的关于社会环境与人性恶的互相关系的辩证法的思想了。在这里，自我批评和忏悔导向了对社会的谴责和控诉，对人性恶的挖掘转化成了严肃的社会批判。正因为这种批判是结合着卢梭自己痛切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也就更为深刻有力，它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于财产不平等、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完全一脉相承，这一部论著以其杰出的思想曾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
卢梭用坦率的风格写自传，不回避他身上的人性恶，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他显然并不把袒露自己，包括袒露自己的缺点过错视为一种苦刑，倒是为深信这是一个创举而自诩。在他看来，人具有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中包括了人的一切自然的要求，如对自由的向往、对异性的追求、对精美物品的爱好，等等。正如他把初民的原始淳朴的状态当做人类美好的黄金时代一样，他又把人身上一切原始的本能的要求当作了正常的、自然的东西全盘加以肯定。甚至在他眼里，这些自然的要求要比那些经过矫饰的文明化的习性更为正常合理。在卢梭的哲学里，既然人在精美的物品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不，更应该有一种鉴赏家的热情，那末，出于这种不寻常的热情，要“自由支配那些小东西”，又算得了什么过错呢？因此，他在《忏悔录》中几乎是用与“忏悔”绝缘的平静的坦然的语调告诉读者：“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儿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完全无视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就成为道德箴言的“勿偷窃”这个原则，这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他与天主教神学相反，不是把人看作是受神奴役的对象，而是把人看成是自主的个体，人自主行动的动力则是感情，他把感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认为“先有感觉后有思考”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因此，感情的真挚流露、感情用事和感情放任，在他看来就是人类本性纯朴自然的表现了。请看，他是如何深情地回忆他童年时和父亲一道，那么“兴致勃勃地”阅读小说，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清晨听到了燕子的呢喃，他是多么欣赏他父亲这种“孩子气”啊！这一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和放任不羁，就是卢梭哲学体系中的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卢梭无疑是十八世纪中把个性解放的号角吹得最响的一个思想家，他提倡绝对的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法规的束缚，他傲视一切地宣称，那个时代的习俗、礼教和偏见都不值一顾，并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典型，宣扬他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的人生态度。这些就是他在《忏悔录》中的思想的核心，这也是他在自传中力求忠于自己、不装假、披露一切的根本原因。而由于所有这一切，他的这部自传自然也就成为一部最活生生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了。
卢梭虽然出身于社会的下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他在《忏悔录》中所表现的思想，其阶级性质是我们所熟悉的，它就是和当时封建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当时十八世纪，显然具有非常革命的意义。它以宗教世界观为对立面，主张以人为本，反对神学对人的精神统治，它从人这个本体出发，把自由、平等视为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封建的奴役和压榨，在整个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历史时期里，起着启迪人们的思想、摧毁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历史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然而，这种思想体系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因而，我们在《忏悔录》中可以看到，卢梭在与宗教的“神道”对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为人的自然要求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某些资产阶级性当做正当的“人性”加以肯定；他在反对宗教对人的精神奴役、肯定自我活动的独立自主性和感情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又把自己一些低劣的冲动和趣味美化为符合“人性”的东西。他所提倡的个性自由显然太至高无上了，充满了浓厚的个人主义的味道；他重视和推崇人的感情，显然又走向了极端，而成为了感情放纵。总之，这里的一切既表现了反封建反宗教的积极意义，又暴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卢梭并不是最先提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思想家，在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他只是一个环节。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关系就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原则，从那时起，就逐渐在历史的过程中被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充实完备起来了。虽然卢梭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却无疑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新贡献在于，他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为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要求，为推翻已经过时的封建主义的统治的斗争，提供了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思想口号。他还较多地反映了平民阶级、也就是第三等级中较下层的群众的要求，提出了“社会契约”的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主义的政治蓝图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巨大的贡献使他日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民主派、激进派等奉为精神导师，他的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光荣。在文学中，他的影响似乎也并不更小，如果要在他给法国文学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新意中指出其主要者的话，那就应该说是他的作品中那种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了。
“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特有财产，它在封建贵族阶级的文学里是没有的。在封建主义之下，个性往往消融在家族和国家的观念里。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后，随着自由竞争而来的，是个性自由这一要求的提出，人逐渐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提出个性解放这一观念和自我意识这种感受。这个新的主题在文学中真正丰富起来，在法国是经过了一两百年。十六世纪的拉伯雷仅仅通过一个乌托邦的德廉美修道院，对此提出了一些憧憬和愿望，远远没有和现实结合起来；十七世纪的作家高乃依在《勒?熙德》里，给个性和爱情自由的要求留下了一定的地位，但也是在国家的利益、家族的荣誉所允许的范围里；在莫里哀的笔下，那些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轻人的确带来了个性解放的活力，但与此并存的，也有作家关于中常之道的说教。到了卢梭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他，第一次把个性自由的原则和“自我”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他，以那样充足的感情，表现出了个性解放不可阻挡的力量，表现出“自我”那种根本不把传统观念、道德法规、价值标准放在眼里的勇气；是他，第一个通过一个现实的人，而且就是他自己，表现出一个全面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个性；是他，第一个以那样骇世惊俗的大胆，如此真实地展示了这个资产阶级个性“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像阴沟一样肮脏恶浊的全部内心生活；也是他，第一个那么深入地挖掘了这种资产阶级个性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以及他那种敏锐而痛苦的感受。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即使我们不说《忏悔录》是发动了一场“革命”，至少也应该说是带来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这种思想内容和风格情调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学中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由卢梭来完成的话，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来完成的。惟其如此，卢梭所创新的这一切，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历史阶段，就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具有表征意义的东西而对后来者产生了启迪和引导的作用。它们被效法，被模仿，即使后来者并不想师法卢梭，但也跳不出卢梭所开辟的这一片“个性解放”、“自我意识”、“感情发扬”的新天地了。如果再加上卢梭第一次引入文学的对大自然美的热爱和欣赏，对市民阶级家庭生活亲切而温柔的感受，那末，几乎就可以说，《忏悔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灵感的一个源泉了。
《忏悔录》前六章第一次公之于世，是一七八一年，后六章是一七八八年。这时，卢梭已经不在人间。几年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巴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把一个遗体移葬在伟人公墓，这就是《忏悔录》中的那个“我”。当年，这个“我”在写这部自传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获得这样巨大的哀荣。当他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方面也写了出来的时候，似乎留下了一份很不光彩的历史记录，造成了一个相当难看的形象，否定了他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的光辉。然而，他这样做本身，他这样做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悲愤的力量，那种忠于自己哲学原则的主观真诚和那种个性自由的冲动，却又在更高一级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那个难看的形象而显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人格力量。他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如果说，卢梭的论著是辩证法的杰作，那末，他的事例不是更显示出一种活生生的、强有力的辩证法吗？
柳鸣九
一九八0年三月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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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萨娜？贝纳尔。祖父留下的财产本来就很微薄，由十五个子女平分，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简直就等于零了的作用，教育是万能的。全家就靠他当钟表匠来糊口。我父亲在这一行里倒真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比较富裕；她聪明美丽，我父亲得以和她结婚，很费了一番苦心。他们两人的相爱，差不多从生下来就开始了：八、九岁时候，每天傍晚他们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上玩耍；到了十岁，已经是难舍难分的了。两人心心相印和相互同情，巩固了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感情。两人秉性温柔和善感，都在等待时机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而且宁可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肯首先倾吐衷肠：她等着他，他等着她。命运好象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结果反使他们的爱情更热烈了。这位多情的少年，由于情人到不了手，愁苦万分，形容憔悴。她劝他去旅行，好把她忘掉。他旅行去了，但是毫未收效，回来后爱情反而更热烈了。他心爱的人呢，还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他们只有终身相爱了。他们海誓山盟，上天也赞许了他们的誓约。
我的舅舅嘉伯利？贝纳尔爱上了我一个姑母，可是我的姑母提出了条件：只有他的姐姐肯嫁给她自己的哥哥，她才同意嫁给他。结果，爱情成全了一切，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这样，我的舅父便也是我的姑丈，他们的孩子和我是双重的表兄弟了。过了一年，两家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不久便因事不得不彼此分手了。
贝纳尔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应聘去帝国和匈牙利，在欧仁亲王麾下供职。他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我父亲在我那唯一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当了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期间，我母亲的美丽、聪慧和才华给她招来了许多向她献殷勤的男人。其中表现得最热烈的要算法国公使克洛苏尔先生。他当时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在三十年后，他向我谈起我母亲的时候还十分动情呢。但是我母亲的品德是能够抵御这些诱惑的，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催他赶紧回来。他急忙放下一切就回来了。我就是父亲这次回家的不幸的果实。十个月后生下了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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