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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什么笑,我们搞的是科学(马克.亚伯拉罕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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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什么笑,我们搞的是科学(马克.亚伯拉罕斯) | |
先发笑，后思考
浙江省科技馆馆长李瑞宏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亚伯拉罕斯先生二十年前创办“搞笑诺贝尔奖”时，肯定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它会来到中国，让一群原本互不相干的人走到了一起。十年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老师引进出版的《泡沫：“搞笑诺贝尔奖”面面观》第一次用纸质书的方式把搞笑诺贝尔奖介绍给了国人；五年前还在复旦读书的姬十三看到了这本书，非常喜欢，还在上面写了一句：“将来我也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后来创办了果壳网，并在2012年4月和浙江科技馆一起举办了中国版的搞笑诺贝尔奖——“菠萝科学奖”，活动的策划执行则全权交到了王丫米手中，这也触发了果壳阅读的出版人小庄出版搞笑诺贝尔奖丛书的灵感。于是我和潘涛老师、王丫米、小庄就此结缘。说实在的，作为一名理工男，写文章一直是令我最头痛的事情之一，但这次果壳的朋友们让我为这本书写个后记时，我却欣然答应了，因为打心眼里觉得搞笑诺贝尔奖活动理念的引进和推广，必将给中国的科学传播事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近些年来，科学技术以出乎我们想像的方式在发展，而科学普及这项事业也逐渐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与支持，各级政府和机构都开始投入人力物力，为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做了不少实事。但就总体而言，传统的科普活动的内容大多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其形式也多以单向传输、说教式为主。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可以让人们非常容易和快捷地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资讯，大大削弱了传统科普活动的效能，特别是以政府机构为主开展的科普活动陷入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尴尬境界。
就我本人来说，作为一个职业科普人，之前一直认为，科学是神圣的，科学研究是严谨的，因此科学传播活动也必须是正经的。在和科学松鼠会合作开展了“达文西行走中队”、“小姬看片会”等几场品牌科普活动后，我逐渐感到科普活动也可以做更加好玩。与果壳网合作举办的“菠萝科学奖”就是一个美好的尝试，借鉴与传承了搞笑诺贝尔奖的核心理念与做法，以“向好奇心致敬”为主题，通过奖项评选、网络互动、校园暖场、科学集市、科学论坛、颁奖晚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邀请科学家、演艺明星、网络名人、意见领袖等共同参与，借助电视直播、录播、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以及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的力量，成功地实施了一次全新的、跨界的既好玩又有意思的科学传播活动。这次经历使我对新时期科学传播活动有了全新的认识：科学传播活动既要有科学家、科普工作者的热情，更要有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互动；科学传播活动既要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播，更要关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传播；科学传播活动，既要有严谨的科学内核，更要有好玩有趣的包装。
网上搜一下，“搞笑”的解释是这样的：指有意作出一些举动或者发表一些可笑的言论来引人发笑。笑是人天生表情的一部分，它没有人主观意识的驱动，是属于自发行为；而搞笑，则是人类主动去寻求快乐，更注重从生活和平常中主动发掘快乐，以此作为工作之外的放松和调节。它比笑更让人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可见“搞笑”与普通的“笑”不同，是“笑”的高层境
界——把不能笑的素材搞到能让人笑，那才是它的高明之处。搞笑诺贝尔奖就是试图把那些看似科学、严谨、枯燥的研究，用搞笑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让公众先发笑、后思考。我坚信科学传播活动的高层境界也应该是具备搞笑功能的传播，试想，如果在一场科学传播活动的现场，活动组织者能面对一群笑得前倾后仰的参与者淡定而严肃地说上一句：笑什么笑，我们搞的是科学！那效果，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了。
感谢果壳阅读为我们翻译整理出版了这套搞笑诺贝尔丛书的第一本《笑什么笑，我们搞的是科学》，希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在给读者带来更多欢笑的同时，带来更多的思考，也祝愿我们自己的搞笑诺贝尔——“菠萝科学奖”越办越好！相信这套书会和活动一起继续下去，陪伴大家。
第三章：让人震惊的经济学报告
一．为减税而亡
“2000年1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新千年的第一周，当地医院报告的死亡人数竟然比1999年最后一周高出50.8％。该报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老人们都希望能够活着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显然，参与重大事件会激发人们活得更长。”
——摘自经济报告《为减税而亡……》
正式宣布
兹将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
密歇根商学院的乔尔?斯莱姆罗德（Joel Slemrod）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沃依切赫?科普齐克（Wojciech Kopczuk），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晚点死能使继承人少交遗产税的话，人们就会想方设法活得长点。
他们的报告《为减税而亡：灵活死亡所得到的遗产税上的回报方面的证据》（Dying to Save Taxes: Evidence from Estate Tax Returns on the Death Elasticity）发表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报告》（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W8158，March，2001）上，2001年3月，W8158号。
在进行了一系列缜密而有技术含量的调查之后，耶尔?斯莱姆罗德和沃依切赫?科普齐克找到了证据，表明人们确实能为了钱做任何事——包括死。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人作出的都是理性决策，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冷静、利己的考虑。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也对此论点表示怀疑。耶尔?斯莱姆罗德考虑了很久，提出了一个一般经济学家都不敢问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死亡是不是也是一种理性决策呢？经济学家假定人们在为重大事件选日子时，比如说生孩子或结婚，都会运用理性思维——那么死亡为什么不可以呢？”
耶尔?斯莱姆罗德是密歇根大学企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该大学税收政策研究办公室的主任，他知道该如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同他优秀的研究生沃依切赫?科普齐克一起，斯莱姆罗德教授差不多研究了整整100年的税收档案。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探究过类似问题，但是和生存并无多大关系，他们研究人们会不会特别选时间办婚礼以享受财税方面的优惠，或者会不会特别选择怀孕和分娩时间以享受好的税收福利。“如果他们计算生的时间”，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问道，“为什么就不会计算死的时间呢？”
医生们想到过这个问题，哪怕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医学图书馆内有许多报告，分析人们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离开生命的舞台[其中一篇题为《推迟死亡以见证重大事件》（Postponement of Death Until Symbolically Meaningful Occasions）的报告发表在1990年的《美国医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报告指出在“重大事件发生前，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比如说在大型的宗教节日前，“而之后出现死亡率高峰”。许多国家都对继承遗产的人进行征税，种税的名字不尽相同——继承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等。具体对什么进行征税以及税率的多少每个国家也都不同，有时地区间也会不同，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每年都会有所变化。美国的首部遗产税法是在1916年出台的。在各种政治压力的影响下，遗产税率经常上下波动。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研究了8个遗产税率明显提高的时期（1917年2次，1924、1932、1934、1935、1940、1941年各1次）及5个遗产税率明显下降的时期（1919、1926、1942、1983和1984年）。分析的过程相当复杂，但是结论却很简单：“有充分证据表明，人们会尽力延长寿命以经历重大事件。
遗产税方面的证据则显示如果能为他们的后代多省点钱，那么人们就会挣扎着撑得久一点。” 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对研究结果持严谨态度。“当然，”他们说，“证据还不具备绝对说服力。”同时，他们还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有些家属会故意错报亲人的死亡时间。
因以上研究成果，耶尔?斯莱姆罗德和沃依切赫?科普齐克获得了2001年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耶尔?斯莱姆罗德自费出席了颁奖典礼。在接受奖杯的时候，他说：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事。很高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我的共同作者也一样，相信他此时正在温哥华观看电视直播。哦，还有我的儿女也一定在看着呢。孩子们，你们好！很高兴能获得这个奖，因为我们相信，就像搞笑诺贝尔奖所倡导的那样，科学研究，甚至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变得很有趣，从中也可以学会如何把自己的假设推至极端或看似不可能的情况。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的是人尽皆知的真理，那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也有人视金钱为粪土，怎么把这类人也考虑在内，始终都是经济学的大难题。
“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还不知道美国国会会颇有远见卓识地投票决定是否在2010年免征遗产税——仅仅是2010年——这就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天然实验环境。有人，大概是富兰克林吧，说过，只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死亡和税收。那么就我们期待2010年的到来吧，到时只有一种结果，死亡或者缴税。”
第四章：复杂的和平
一．飘浮着打击犯罪
“波恩（路透社）——周五，来自全世界自然法党（Natural Law Party）的瑜伽飞行者们为了和平聚集在波恩，希望通过冥想和飘浮同全球犯罪、疾病、战争和失业情况作斗争。
“23位瑜伽飞行者穿着白色裤子和印有该组织彩虹标志的T恤，双腿盘坐在泡沫垫子上，两眼紧闭。几分钟的冥想后，飞行者们开始摇晃，咯咯笑，跃过膝盖上的垫子，他们通常能跳离地面约半米高，在前进的时候还会撞到他人。
“‘瑜伽飞行对发挥大脑功能的协调性非常有益，’1995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该党的候选人约翰?哈格林（John Hagelin）说，他也准备开始每天必修的飞行课。哈格林本身是一名物理学家，他说如果总人口1％再开平方的人数能够每天早晚都进行一次超然冥想和瑜伽飞行的话，那我们的社会研究就会出现显著的进步……
“自然法党玛赫西委员会的秘书长雷恩哈德?波洛韦兹（Reinhard Borowitz）说该团体希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瑜伽飞行队，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军队和武器了。”
——摘自1997年路透社的新闻报道
正式宣布
兹将搞笑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玛赫西大学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的约翰?哈格林，他是和平主义的倡导者，他得出的实验结论是4000名经过训练的冥想者就能使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率下降18％。
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题为《期中报告：1993年6月7日至7月30日举行的为减少暴力犯罪及提高华府工作效率所举行的全国示范活动》（Interim Report :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Demonstration Project To Reduce Violent Crime and Improve Governmental Effectiveness In Washington，DC，June 7 to July 30，1993）由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出版，费尔菲尔，爱荷华州。
1993年的6月和7月，一批科学家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实验。
他们的目标：显著减少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此区是一个著名的谋杀、强奸和抢劫多发地。他们的方法：科学并系统地为整个城市罩上精神之网，传播超然冥想和瑜伽飞行。
按照约翰?哈格林自己的说法，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作为著名的玛赫西管理大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及院长，他是量子物理学、超然冥想、瑜伽飞行和美国总统竞选方面的实践专家。
“作为一名受过达特茅斯和哈佛教育的统一场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写给一家报纸的信中写道，“我很荣幸曾与世界上意识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静坐冥想大师玛赫西（Maharishi Mahesh Yogi）一起密切地工作过。我是科学家，也是爱国者，所以我要向政府提供一套解决国家目前问题的办法，这是以科学知识和已被证明了的自然法为基础的。”
1992年，他成为自然法党的总统候选人——并未当选。他于1996年和2000年再次参加竞选——当然也未当选。自然法党的总部就是爱荷华州费尔菲尔著名的玛赫西管理大学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同时在英国、德国、印度、瑞士、泰国、百慕大、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阿根廷和其他70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
约翰?哈格林十分关心犯罪问题。1993年他发明了一套防止暴力犯罪的方法。
用术语说明这种方法就是：“在主要城市组织起统一行动的团体，以缓解整个社会的压力从而减少犯罪的原动机。”简单来说就是：哈格林付钱让人们冥想并设法在垫子上飘浮。只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有足够多的人做到这一点，犯罪率就会下降。就这么简单。
他在1993年夏天实验了这方法，从6月7号到7月30号，4000名受过训练的冥想者在华盛顿特区及附近地区进行了冥想并飘到空中。
在一年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就是总统选举前几个星期，哈格林宣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成功！当冥想者们冥想和飘浮的时候，华盛顿的犯罪率下降了18%。
从技术角度来说，这是事实。华盛顿的实际犯罪率并没有下降18%——事实上在实验的过程中，华盛顿的周谋杀发生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这个犯罪率同约翰?哈格林通过电脑预测的、若没有4000人进行冥想和飘浮会发生的犯罪率相比确实下降了18%。
由于对罪犯的影响，约翰?哈格林获得了1994年搞笑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无法，也许是不愿意出席颁奖典礼。
之后几年，哈格林继续着实验。在2001年早期，哈格林和瑜伽大师玛赫西以及印度少将库林特?辛格（Kulwant Singh）一起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起一项筹款活动。其目的是：筹集10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的利息可以用于资助4万名受过训练的瑜伽飞行者前往战争地区，给世界带来和平。他们很有信心，认为可以说服人们捐款。
2002年的夏天，哈格林又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告诉所有中东的政党，和平很快就会实现，只要他和他那些受过训练的冥想者和飘浮者得到那笔所需的巨大的——但就最终目标相比，数目也并不太大的——资金，行动就会马上开始。
第五章：勇敢而独特的发明与发现
一．耳朵里的螨虫实验
“随着螨虫向着耳鼓深处前进，我耳中的声音（幸运的是，我只选择了一只耳朵），也越来越大。”
——摘自信件《螨虫与人》
正式宣布
兹将搞笑诺贝尔昆虫学奖授予：
纽约西岸的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A. Lopez），一位勇敢的兽医和所有生物（无论其个头大小）的朋友。他从猫的耳朵里挑出螨虫，再将它们移入到自己的耳朵中进行实验，并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实验的结果。
这封名字为《螨虫与人》（Of Mites and Man）的信发表于《美国兽医医疗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203卷第5期，1993年9月，606—607页。
一些医学上的重大进步是由那些身先士卒的勇敢医生取得的。其中最勇敢、最坚决、最值得纪念的一项医学实验是在1968年由罗伯特?洛佩兹医生进行的。这里的叙述就是几年之后，他有足够的时间对实验进行反思的时候写的。
螨虫与人
罗伯特?洛佩兹
兽医学博士纽约西岸
两个奇怪的临床案例促使我开始调查耳螨（Otodectes Cynotis）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性。有一次，一位患者和她的三岁女儿，带来两只患有严重耳螨的小猫。在检验室中，凑巧她的女儿也抱怨胸部和腹部很痒。妈妈说她的女儿总是把小猫当作洋娃娃一样一直抱在怀里，然后又指给我看孩子腰部无数小小的红红咬痕，正是这些小红点让孩子痒不可忍。我建议她把小姑娘带到儿科医生那里检查。小猫耳朵里的螨虫被清除后，我得知小女孩身上的痒痕也很快消失了。一年之后，这位客户又带来一只小猫，也患有严重的耳螨，而她脚踝上有小的咬痕。这只小猫的耳螨被清除后，她的咬痕也很快消失了。
那时（1968），我们在文献中找不到关于人类耳螨的任何报告，因此，我决定成为一个人类被试。我在一只猫身上找到耳螨，并通过显微镜证实这些确实是我所认识的耳螨。然后，把消毒棉签用自来水蘸湿，从猫的耳朵里蘸了大约1克的耳螨分泌物，放到我的左耳里。随着螨虫在我的耳道中探险，我也立刻听见了乱抓和移动的声音。开始瘙痒，然后三处瘙痒的感觉合成一种古怪声音和疼痛合在一起的刺耳之音，疼痛也从那一刻开始加强并持续。开始，我认为这种感觉不会、也不能持续很久。但是，白天过完后，我开始担心起来。瘙痒感越来越强，随着螨虫向耳鼓深处前进，我耳朵里的声音（幸运的是，我只选择了一只耳朵）也在增大。我感到无助，难道这就是感染螨虫的动物的感觉吗？
接下来的个小时，螨虫非常活跃，然后由乱抓的声音和瘙痒感来衡量的活动逐渐平静下来。肯定还有螨虫在我的左耳深处到处蠕动，但是那种不适感还在忍受范围内。晚上11点偃旗息鼓之后，螨虫们又开始活跃了，到午夜时分，它们因为要咬、抓、蠕动而异常繁忙。凌晨1点，声音巨大。1个小时之后，瘙痒感非常强烈。2个小时之后，瘙痒感和搔抓感达到了顶峰。根本无法入睡。然后，螨虫好像突然减少了觅食活动。噪音和瘙痒感逐渐减轻，可以进行短暂的睡眠。早上7点它们的活动重新开始，有轻轻的噪音和轻微的瘙痒感。这种模式一直重复——白天活动较轻，夜晚稍微增强，大概从下午6点到9点，午夜到凌晨3点螨虫活动最剧烈。这种夜间觅食的模式非常有规律，而且不管你有多困，都不可能睡着。
第二个星期，深夜觅食的模式已经固定，螨虫的活动也开始减弱。第三个星期，耳道里塞满了耳屎，左耳丧失听力。到第四个星期，螨虫的活动减少了75%，而且可以感觉到螨虫在夜晚爬过我的脸。它们并没有试图进入我的右耳，也没有在我身体的其他部位叮咬或导致瘙痒感。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听不到也感觉不到任何螨虫的活动了，瘙痒感和耳内的声音都消失了。尽管如此，我的耳朵已经完全被它们的分泌物填满。
接下来，我用湿润的棉签清洗并冲洗耳朵。我左耳中的分泌物在一周内清理干净。到第六个星期的时候，我不再有瘙痒感，听力也恢复正常。仅通过固定水洗，就能很快恢复健康。
到第八个星期，我决定再次进行试验，以验证第一次试验是否存在缺陷或误解。因为左耳已经康复、不再有明显的耳屎而且听力也恢复正常，我又从另外一只猫的耳朵里获得了耳螨，并像上次一样确认它们是耳螨。也像上次一样，将猫耳朵里一到两克的分泌物样本挪移到我的左耳。又一次，耳朵对螨虫入侵有了反应，响亮的搔抓声音、瘙痒感和疼痛在几秒钟之内就开始了。接下来也是同样的模式：傍晚觅食，深夜进食。白天断断续续的觅食时间很短。第一个星期耳朵里充斥着强烈的瘙痒感；第二个星期螨虫的活动性减弱，到14天的时候停止。左耳里面的分泌物少了很多，听力也只是稍微减弱。温水冲洗在72小时内就清理干净了所有的螨虫。
症状地明显减轻遗留了许多问题。针对螨虫的免疫力存在吗？人类耳朵对于耳螨是否有抵抗力？我需要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试验。第十一周，我像以前一样用左耳重新进行试验。几分钟之内，瘙痒感和耳内噪音就开始了。但这一次的强度没有那么严重了。在同样的试验环境下，时间和感染程度的递减或者免疫力的增强都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哺乳动物对于寄生虫，特别是耳螨，存在一种免疫反应吗？
耳螨确实有一种固定的觅食模式吗？如果是，是否深夜治疗更加有效？我自己确实建议客户在深夜使用治疗耳螨的药物。
从第一次查找文献开始，我就发现了一份关于人类感染自然耳螨而导致耳鸣的报告（1991年发表于日本的一本医学期刊上），我想知道那名患者是否也像我一样享受这种经历。
因为对人类、螨虫和小猫的贡献，罗伯特?洛佩兹赢得了1994年搞笑诺贝尔昆虫学奖。他自费出席了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他的得奖感言是一首诗：
我痛恨那垂老的、喜好教训人的螨虫。
它所做的只是蠕动和咬噬。
睡眠时，他就像一个游荡者，
直接爬进了我的耳鼓中。
就在那，它又抓又咬，没完没了。
朗诵完诗之后，洛佩兹博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把小虫子，分发听众。搞笑诺贝尔奖的管理委员会无法确认这些虫子属于什么物种。
二．百忧解和蛤蜊的幸福
“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如盐酸氟西汀（Prozac），氟伏沙明（uvox）和帕罗西汀（Paxi），能抑制神经突触细胞对5-羟色胺的再吸收，从而增加体内5-羟色胺的神经传递。对人类来说，5-羟色胺负责调节如食欲、睡眠、觉醒和抑郁等行为。在双壳类软体动物中，5-羟色胺对于生殖过程如产卵、卵母细胞的成熟和生发泡分裂、精子的重新激活以及分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摘自彼得?冯等人的研究报告
正式宣布
兹将搞笑诺贝尔生物学奖授予：
宾西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大学的彼得?冯（Peter Fong），因为他用百忧解给蛤蜊带来幸福。
研究已发表，名为《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促发并加速指甲蛤蜊生殖现象的研究》［Induction and Potentiation of Parturition in Fingernail Clams（Sphaerium striatinum）by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彼得?冯，彼得?修明斯基及利奈特?杜尔索，《实验动物学期刊》（Jour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280卷，1998年，260—264页。
自1987年上市以来，百忧解（Prozac）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抗抑郁症药物之一。多是人类使用，有时候也被用来治疗猫、狗和其他宠物。彼得?冯教授给蛤蜊用了百忧解，人家当然有自己的充分理由。
都和性有关。
盐酸氟西汀——通常被叫作百忧解——可以帮助许多病人脱离严重的抑郁情绪，所以它在医生和病人之中突然流行起来。跟许多药物一样，它的效果也要看运气：对一些人如同神药，对另一些人则功效甚微。还有些人则觉得它的效果昙花一现，而且貌似还会减少人的性冲动或使人完全无欲无求。
涉及性这个问题，也有些虚实难辨的说法——百忧解的效果可能与“降低性欲”完全相反。《临床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1993年一份名为《在三位老年男性中，氟西汀和性能力回归之间的关系》（Association of Fluoxetine and Return of Sexual Potency in Three Elderly Men）的报告总结说，“氟西汀在性方面的副作用可能比我们以前认为的更加复杂”。
因此，给蛤蜊喂百忧解也许会给这些小家伙的性生活带来些火花。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彼得?冯也不完全清楚效果到底怎样。于是他就这么干了——结果确实惊人。
他选择了蛤蜊，是因为蛤蜊和人类（以及牛、龙虾、鱿鱼和大多数其他动物）在神经系统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蛤蜊身上的大多数反应与人类的反应从细胞层面上说极为相似，通过研究蛤蜊的神经系统——修修补补、测量、给它喂百忧解——科学家们有时能够得到大量对人类有用的信息。另外，进行蛤蜊实验相对来说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而且，比起人体试验来说要填的表也少。
冯关于百忧解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百忧解及其化学物质是如何做作用的。神经系统的运动复杂而微妙，对任何试图来研究揭秘的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不过彼得?冯教授，确实发现了不为人知的奥秘：如果你给蛤蜊喂食百忧解（至少是给球蚬，又称“指甲蛤蜊”），它们就开始疯狂繁殖——繁殖率是正常的10倍。
幸亏有彼得?冯，我们才知道这种抗抑郁药物对于指甲蛤蜊的神经系统和繁殖行为都具有看得见的重要影响。他因此获得了1998年搞笑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奖者无法参加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因为他当天要给学生们上课。但是，他寄来了他的得奖感言，并由《倾听百忧解》（Listening to Prozac）一书的作者彼得?克莱默博士（Dr Peter Kramer）在颁奖典礼上大声朗读：
“许多人曾问我，我怎么鬼使神差地用百忧解来让蛤蜊疯狂亲热的，这完全是巧合。在一个深夜，我独自坐在实验室里，非常郁闷，从椅子中站起来的时候，我笨拙地打翻了百忧解，眼睁睁看着一些胶囊掉进了装满蛤蜊的玻璃缸。于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蛤蜊开始向水中射出大量的精子和卵子。突然我就不沮丧了。接下来的事已载入史册。我要感谢百忧解的生产厂商，还要向蛤蜊表示敬意——这些高贵的生物将生命奉献给了科研，不过在生命结束之前，它们至少进行了无与伦比的亲热，掷地有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受了蛤蜊的幸福。”
冯教授在生殖生物学的其他方面及水生无脊椎动物生态学方面继续着他的研究。2001年，他在《实验动物学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捲螺的阴茎是如何勃起的。
冯教授并没有将他的搞笑诺贝尔奖项目完全丢下。2002年，他为《环境中的药物和私人护理产品》（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in the Enviroment）（由美国化学制品协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撰写了一章，题为《水生生物中的抗抑郁药品》（Antidepressants in Aquatic Organisms），那些因为百忧解和蛤蜊试验而深受启发的人们，应该感到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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