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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笔记(朱锡庆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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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笔记(朱锡庆著) | |
张五常、周其仁作序推荐
为什么中国在这30年能取得突发猛进的发展？这和19世纪美国的发展，以及更早之前英国的大发展之间，是否有一种共同的根源？
当中国几亿农民打开装知识的口袋，这些天量知识从何而来？知识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否所有经济增长都是知识增长带来的？知识增长又和制度变迁有何种关系？知识笔记带你进入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世界。
同学们要多学写朱锡庆《知识笔记》这类文章，或起码要天天拿着自己认为是有趣的观察来思考，以需求定律及经济概念印证。是对是错不重要，因为尝试得够多，真理的掌握自己会知道。朱锡庆提供的是一个渐入佳境的例子。
——张五常
锡庆选取的方法是“有场景的经济学”，也是科斯毕生坚持的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那种路数。同气相求，我的评价高是正常的。不同意的读者，打个折扣阅读本书，看看是不是觉得物有所值吧。
——周其仁
朱锡庆，生于1962年，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专注于知识来源问题的研究，2004出版《有场景的经济学》，及此次出版《知识笔记》，为研究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其中有关副产品的论述是原创性质的分析，因为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的起源而开始受到重视。
推荐序一 经济解释过三关-张五常
推荐序二 制度变迁与知识方向-周其仁
自 序 十年思考一个问题
第一编 选择的记忆问题
1 有记忆的选择-5
2 选择的错误-10
3 习性经济学-15
4 说话的方式和思考的方法-20
第二编 分工问题
5 风翻书，读哪页-35
6 媒体四问-40
7 斯密的幽灵-52
8 他乡的机遇-56
第三编 制度的起源与合约的种类
9 顺路客-65
10 读书的悖论-70
11 诡异的出租车-75
12 关系的实质-79
13 秩序与文本-83
14 交叉合资的意义-87
15 美貌溢价与丑陋罚金-91
16 无端的权力-97
17 原形与变相-101
18 致命的例外-105
19 大学里的黑帮-110
20 流氓成王-118
21 傻子的量度与果农的策略-123
22 大学存在的原因-131
23 后30年的一个大问题-136
24 最原始的问题：爸爸是谁-140
25 房价不仅仅是房子的价格-150
26 村姑之问-154
27 纽约历险记 -158
28 圈子的性质-162
第四编 中国经济奇迹之谜
29 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172
附录 中国后续发展的知识来源问题-191
附录 租值启动的过程-204
30 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和性质-215
31 空旷的村落-222
32 游运与配载-226
33 台海局势的经济分析-232
34 地震的副产品-237
35 自信的来源-240
36 事无定数-243
附录 朱锡庆的好文章-247
37 制度的累积特性-250
38 开放的意义-254
第五编 求知的方法
39 自成一派的张五常经济学-263
40 不懂，就不要乱动-269
41 《佃农理论》的意义-273
42 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279
43 其仁的风采-283
第六编 其他
44 适应性行为-290
45 无知的困境-293
46 知识资产的积累与交易-297
47 人弹经济学-302
48 赵高试验-308
49 必要的冲撞与妥协的意义-312
50 知识贬值一例-316
51 所乐何事-320
经济解释过三关
张五常
二○○○年七月我到广州中山大学讲话，跟着在该市的白天鹅宾馆住了两个晚上。大连王玉霞要赶来倾谈一下，当然欢迎，跟着她又说一位在长沙某校教经济的也要来，也欢迎。那是朱锡庆。加上今天在佛山的李俊慧，我们倾谈了一整晚。
过了几天我在香港某酒店的大厅参加了一个有几位讲者的关于文化的讲座。我历来不喜欢参与讲座，讲完自己的时间就离场。一位中年男子在场内跟出来，很有礼貌地介绍自己。是刘晓明，长沙的一位副市长，负责那里的经济，问我可否做他们的顾问。我响应说自己退了休，不想做有大责任的事。他跟着问可否介绍一位我的学生。我想了好一阵，说：“几天前的晚上我跟一位在你们长沙教经济的青年谈了一晚，他比我最近十年在港大教过的学生都要好，你可以考虑用这个人。”
我的太太在旁，刚好有朱锡庆的电话号码，给了刘市长。市长当晚就约见锡庆了。我不知道跟着几年长沙的经济戏剧性地起飞与这件琐事有多少关联，但应该是长沙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小故事。类似的小故事在神州大地不少吧。一个面积那么大、人口那么多的国家，从无到有发展得那么神奇，不可能没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老是喜欢把温馨的记住，把有反感的忘记，所以能活到今天。
不久前锡庆给我一叠文稿，说要出文章结集，请我写序。结集名为《知识笔记》。我翻阅了一阵，对自己说：是经济解释。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著，属随笔或小品。纯为满足作者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文字，在刊物市场不多见。写这类文章要有自己的兴趣，希望这里那里有三几个知音人。没有什么金钱回报，在职业上不会因而升职。然而，这类文章写得多了，熟能生巧，写得深入一点，发挥得较为严谨、详尽，有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时来运到可以写出一家之言。这比昔日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要热闹一点，好玩一点。
同学们要多尝试写这类文章，虽然在大学教经济凭这类文章升职可以免问。今天免问，但十九世纪经济学在英国发展起飞时，这类文章受到密尔、马歇尔等大师重视。那是在数学微积分引进之前的事了。同学们不妨细读拙作《佃农理论》的第三章，追溯该题材的思想史，会知道在数学引进之前的想法错得比较少，在观察上是远为丰富的。
我要说明，虽然锡庆在文章内几次提到我的影响，但他写经济解释起自认识我之前。我给他的唯一“指导”，是他当时的文字难读，他后来很快就改进了。
写经济解释，要写得好，有三关要过。第一关是琐碎的现象或观察要知得很多，尤其是街头巷尾的观察。政府或机构发表的数据没有多大用处，且往往误导。多而琐碎的观察也可能错，但日积月累地修正会变得可靠。学院派的学术文章通常不接受这种个人的随意观察，反而接受那些不知何处弄来的机构数据。我认为这是今天的经济学报文章一般缺乏普通常识的原因。
如下的故事可教吧。一九七三年我发表《蜜蜂的神话》，其中所有数据是自己到农场调查所得。要发表该文的学报的主编是科斯，他要求我提供数据的来源。但我有的只是个人的笔记，怎可以被行内接受呢？科斯当然相信我，知道我对真理历来执著，但怎可以违反要有刊物数据的行规？后来该文被行家们认为是实证研究的经典（科斯说实证研究无出其右），它的第一个脚注可能有点说服力。我是这样写的：
“事实像玉一样，得之不仅成本高昂，且往往难以鉴证。我因而非常感激如下的养蜂者及农民（列出十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其中几位把他们的账簿及合约给我参考。科斯提供调查蜜蜂的灵感，巴泽尔在旁监视着我调查得透彻，唐小姐是助理。这调查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是为研究一般合约而用的。”
严谨得有点发神经，但可能因为这样，后来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我完全没有引经据典行家们也接受。是的，到那时，我对机构发表的数据一般有保留，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不相信我说的你最好不读。我的眼睛不一定对，但看错了的可以改。问题是机构发表的数据我们不易考查其真实性，或究竟代表着的是些什么，而靠发表学报文章为生计的人可能在有意或无意间歪曲了事实。
纯为好奇心的驱使而写出来的解释文字是不会歪曲事实的。观察当然可以失误，尤其是真实世界的审查一般不容易严谨。个人的经验是知得多而杂比知得精而深入重要。这跟行内作实证研究的朋友的取向不同：科斯喜欢花几年时间调查一家机构或一个行业，而受到戴维德影响的朋友会花一两年时间调查一件反托拉斯案。
我走的是多而杂的路。好比去年在某收藏家协会讲话，我直言自己对收藏的认识主要是为调查讯息费用而起，需要知道得多而杂，所以没有一样收藏品我是专家；然而，论到不同收藏品的知识，我认识的人中我知道得比任何人都多。这取向给我很大的优势：任何有关市场信息的问题，我可以立刻用多方面的实例作考虑，天马行空地这里考证一下那里考证一下，有需要时才深入地追查某类收藏品的某一要点。选择以收藏品为讯息费用的重点题材是因为这类物品的讯息费用特别高。
解释现象的第二关是要毫无成见。这里要注意：“固执”与“成见”不是同一回事。固执是认为自己掌握到真理的坚持；成见是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误信，或是价值观的自以为是。多有成见的人可以很聪明，在某些学问上可以有成就，但不宜学经济！经济学是我知道的最容易被价值观左右的学问，屡有成见是思考经济问题的大忌。垄断对社会有害吗？说有是成见。最低工资可以帮助穷人吗？说可以也是成见。不是说成见一定错，但客观的推理不容易得到这些结论。
成见是个人品味的判断，或者有不需要认错的意识，也可能有切身利益需要维护。自然科学不会遇上这些麻烦，但也算是科学的经济学则频频遇上。当年读经济思想史，李嘉图对我的影响很大。记载说，他永远不管答案是谁先想出来的，永远不把自己放在问题之上。
最后要过的第三关很苛求，那是要把经济学的概念掌握得通透。说过了，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但概念掌握不到家这定律无从发挥。局限有多种——成本、租值、利息、收入、财富、产权、交易费用等——每种的转变都可以翻为价格之变。这些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每一项的阐释都代表着人类行为的规律。得来不易，要经过西方经济学二百五十年的刻苦耕耘，其间参与的天才无数。这样的经济学范畴跟物理等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用物理学的理念来处理经济问题不对。萨缪尔森等大师对经济概念的掌握不到家，解释行为或推断现象的本领因而乏善足陈。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济学的概念不可以单在课堂上学得明白。把概念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不等于懂得怎样用。我在《经济解释》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又重复地解释上述的概念，也多方引进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但只能教同学们知得深入一点，体会多一点不同概念的复杂变化。不足够。要学得怎样用，同学们一定要日夕不倦地尝试以这些概念推出假说来解释街头巷尾的观察。我自己尝试了半个世纪，心领神会，深信需求定律的解释力。然而，无论我怎样倾囊相授，我只能减少同学们登堂入室的时间。必需的是同学们要亲自跑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这也是说同学们要多学写朱锡庆《知识笔记》这类文章，或起码要天天拿着自己认为是有趣的观察来思考，以需求定律及经济概念印证。是对是错不重要，因为尝试得够多真理的掌握自己会知道。朱锡庆提供的是一个渐入佳境的例子，我因而嘱咐他要把每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放在前头。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制度变迁与知识方向
周其仁
认识锡庆好几年，是老朋友了。不过，2008年7月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讨论会，还是让我对这位老友的思想功力，有了新的
认识。
那场讨论会是科斯主持召开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那一年，科斯教授98岁了，非要亲历亲为，开这么一个主要由中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足以说明中国的改革经验在这位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毕生关注经济学进展，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老人家心目中的分量。
对受邀的中国经济学人来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可以当着科斯教授的面讲自己的见解，是一生难得再有的机会。谁也不愿意错失这天赐的良机，于是大家摩拳擦掌，带上自家最好的宝贝，要到那经济学的武当山上去比试一回。
锡庆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知识来源。好题目。试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数以10亿计的庞大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卷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潮，其间必不可少的天量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的，农业国工业化要消费大量新知识。锡庆分得清楚，一类是工业知识，那是传统农业代代相传的直接经验所不能自发生成的技术性知识；还有一类是合约知识，也是过去的熟人社会难以积累，却能在高度流动的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交往关系与契约组织的社会性知识。没有这两类知识，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无从想象，也根本不会发生。
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一个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得到超前发展的教育。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生活贫穷与知识匮乏互为因果，没有可能为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备下必要的人力资本。当然，比起印度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人口的识字水平与初级计算能力还算是比较好的。但问题是，读写计算的本事不过只是吸收新知识的必要条件，即便几亿中国农民都打开了要装知识的口袋，那惊人庞大的知识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就是锡庆要回答的问题。他的答案，读者可以在本书第四编的文章里读到。其实，本书集合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为回答上述问题所作的准备。不少读者或许熟悉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也知道“知识驱动的增长”在新增长理论里的地位。不过锡庆给我的启发，是不要以为除了知识带动的增长还有别的什么增长。他根据中国经验得出了更一般化的结论——所有经济增长都是知识推动的增长。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在各个特别的约束下，不同的经济究竟从哪里发现了哪种类别的知识切实推动了增长，或者就是因为开发不出需要的知识而陷于停滞。
我自己对中国经验的理解是权利的重新界定。前苏联模式以国家的合法强制力消灭一切私人产权，排除市场交易，使整个国民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一样靠行政命令来运行。以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衡量，此模式的交易费用几近为零，但组织成本无穷之高。危机屡屡逼出改革，但困难是怎样使一向志在消灭私产的国家转向承认并保护私产。中国的经验是通过承包合约重新界定权利，在全盘公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合法的私产。改革中，原来政企合一的国家超级公司分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企、股份制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公司，与新成长的外资外企、民资民企以及无数城乡社区的集体企业共同组成一个混合产权的市场。
这套理解的基线是制度与组织成本的节约。但是，要有收益和收入才谈得到费用的节约。否则，包括制度与组织成本在内“费用节约”，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恰恰也在芝加哥的研讨中，我突然意识到“节约交易费用”有沦为一种新的流行套话的危险。
锡庆关注增长的知识来源，着眼点正是收益。这或许是让成本分析变得较有内容的一个重要法门。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开放引入外源性知识而增加收益，改革显著节约了原先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一个重新扩展的市场则提出了层出不穷的如何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的新问题。
那次研讨之后，有关制度变迁与知识增量的关系就不断缠绕在我的脑中。很有规律，每次见到锡庆，不管谈什么，这方面的想法就特别容易被激活。前年我们几位同事和同学一起访长沙，我请锡庆讲讲当地经济，他只用30分钟就勾画出这个中部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的经济轮廓。至今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他用浓重的长沙口音作出的概括：“要么一个资源点，要么一个知识点。”到了本书中，他有更精彩的提炼，即资源不外是由知识定义的。这么说来，哪里只要能找到一个知识支点，哪里的经济就全盘皆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增加生产、促进交易的性质。观察表明，除了生产性的技术知识以及扩展信任与合作的合约性知识的空前普及，形形色色的“寻租知识”也在我们这里大量耗费着人们的精力。怎样分析这部分“知识”的由来与后果，又如何把此分析加到知识驱动增长的完整解释里去呢？
本书直面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我以为最精彩的，是那组关于“知识的度量问题”的系列文章。作者针对现在大学里的种种制度败象，诸如在论文发表、职称评定以及科研成果申报中甚至可以称得上“黑帮勾当”的造假行径，提供了入木三分的经济分析：“歪门邪道成为一种争胜的手段被引入学术竞争的游戏，因为正道与邪术成本相差悬殊，正道难敌邪术，看着学术流氓成王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仿效的人越来越多，邪术迅速扩能增强，就像侵入人体的癌细胞四处蔓延，以至于最终游戏规则事实上被篡改，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于是，“各种各样有关学术骗术的知识日积月累、广泛传播。但这种知识是反生产性的”。追下去，要害在于“现行学术评价规则”；再追下去，在于“知识质量考核的困难”。还要不停地追，因为作者认定，“大学评价制度的取舍不仅影响教师晋升，而且关系到大学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知识源头的大
问题”。
最后要说，锡庆选取的方法是“有场景的经济学”，也是科斯毕生坚持的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那种路数。同气相求，我的评价高是正常的。不同意的读者，打个折扣阅读本书，看看是不是觉得物有所值吧。
2011年7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自序
十年思考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