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选舞回忆录:1949国府垮台前夕 [平装]

2012-09-22

龚选舞194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日报》，以记者的身份，他把他一生中最精采的部分，用鲜活的文字记录下来，你可以不看黄仁宇的大历史，却不该错过龚选舞的小历史，因为从龚选舞的小历史中，你反而更容易看到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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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选舞回忆录:1949国府垮台前夕 [平装]

媒体推荐

真正能呈现蒋介石政府“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实况，就是龚老的回忆录。
——林博文
他把他一生中最精采的部分，用鲜活的文字记录下来，你可以不看黄仁宇的大历史，却不该错过龚选舞的小历史，因为从龚选舞的小历史中，你反而更容易看到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图景。
——杜念中，《苹果日报》社长
记者当下所记的为事，事后所记的便为史。
龚老惊人的记性、细腻的观察、生动的文笔，夙受我辈钦重，读他见证一九四九年国府垮台前夕种种，沉淀了历史情结，还原了场景、人物、事件的本质，诚是不可多得之经典，值得政界、史界、新闻界视如瑰宝。
——周天瑞，新新闻传媒事业群总裁
龚选舞是笔耕不断的新闻老兵，他重返六十多年前的新闻现场，见证一九四九年神州巨变，在苍茫的历史夜色中，发现了那些拒绝消失的人性微光，也发现了被历史所掩埋的时代秘密。
——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龚老（选舞先生）不仅仅是资深新闻前辈，更难得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时刻，都是历史关键时刻，胡宗南进攻延安，龚老是首批亲历的记者，又譬如陈仪被枪毙之后，任职《中央日报》的他，则是挑选出“验明正身”的记者。一九九○年初，每周五下午龚老来《中国时报》纽约新闻中心交稿，大家围坐听他讲故事。那是回忆中最快乐的时候。
——郭崇伦，《时报周刊》总编辑
新闻生涯何其有福分，八○年代后期，竟能有机会于纽约经常听闻龚选舞老前辈的采访经验谈，于是更加知晓“秉春秋之笔，严善恶之辨”此新闻准则之道理。
龚老记忆力惊人，在那个没有Google的年代，晚辈记者们在相关题目上如有疑问，经历过一场场惊心动魄新闻战的龚老，就是大家的Google。
——冯光远，作家

作者简介

龚选舞（1923— ），四川崇州市人，早岁学农、习法。一九四六年自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制组毕业后，错作误闯地一头栽进了新闻界，在南京《中央日报》先后担任司法记者、国会记者、战地记者和驻台北特派员。该报迁台后，复出任采访主任、编辑部代主任、资料组主任、副总编辑和驻欧、驻美特派员。一九七〇年离开《中央日报》后，一度担任《中华日报》驻美特派员，并一直留在美国，先后担任两家侨报总编辑，及台北《中国时报》美洲版主笔。现为自由撰稿人，先后著有并出版《龚选舞回忆》及《国共战争见闻录》等书。

出版说明
序言撰写“历史初稿”的老报人龚选舞
楔子
第一章如此偶然，那般注定：阴错阳差的新闻人
人生的转折
土包子立志当记者
一篇小说进入第一大报
第二章鼓勇登堂，入室犹待：旧报纸是我启蒙师
读旧报纸练基本功
糊里糊涂的处女采访
第三章人少事多，新人难做：六十五年前大报纸小记者的一日
小记者见到大明星
下关车站事件
第一篇见报的新闻
就寝前还在写新闻
第一部夏都庐山
第四章尔小子！荣登夏都：巧遇洋同业惹来麻烦多
惨胜国府现阴霾
偶遇中宣部长彭学沛
搭美宣传顾问的便车
萍水相逢反被怀疑
第五章名山租界，白红夏都：庐山牯岭的沧桑史
冠盖云集的小朝廷
中国名山里的欧美小镇
随政事起伏迭宕的牯岭
第六章登临之道，古今有异：如何上庐山
腾云驾雾的山轿
步行车行两相宜
第七章登山怀古，天地悠悠：隔半世纪上下匡庐感慨多
蒋介石马歇尔对门而居
五十年后美庐一探究竟
为历史站岗的新闻老兵
第八章自由之风，吹彻夏都：四大秘书长山上齐贺记者佳节
新闻自由的黄金时期
牯岭山径两遇蒋主席
有眼不识“太子”蒋经国
第九章山高水远，有报存焉：两度出刊的《中央日报》庐出版
为一个人办报纸
换人如流水的央报社长
编采工务协力赶出报
第十章庐山庐山，与我有缘：“驾轻就熟”让我得结良缘
再次被派上庐山
天注定的姻缘
第二部汉奸大审
第十一章惩奸大事，听我道来：习法不曾白费，听审不费工夫
军统局全国逮汉奸
计抓群奸一网打尽
四千人的大审判
意外首位受死的缪斌
陈公博从容褚民谊狡猾
汗精卫之坟遭炸开
第十二章狮子老虎，尽噬群奸：从怕看杀人到不得不看
布眼线抢看处决现场
从小怕看官府杀人
死前手抄汗精卫诗
残酷场面秉笔直书
遭同为立委的审判长判死
第十三章冷漠孤傲，失足下水：周作人（上）
文人雅士何以成汉奸
苦茶斋主自伤身世
第十四章苦茶斋主，晚节不保：周作人（下）
批日亲日动摇矛盾
自小寄养性格孤傲
文艺大家动摇多变
入狱出狱一生唏嘘
第十五章冤魂缠身，首恶难逃：丁默邨
特务头子失踪记
超级特务上演色戒
可逃不逃皆是报应
有情有义的前妻
杀人魔王胆小畏死
第十六章汉奸祖宗，细声温语：殷汝耕
日本通成老牌汉奸
叛国者的明星风范
与日人合流其来有自
钻漏洞却难逃重刑
第十七章多言速祸，受死第一：缪斌
政坛暴发户卖官下台
代表国府赴日和谈疑案
招摇有功反先受死
第十八章老耄汉奸，免其一死：温宗尧
清末曾任驻藏大臣
因老失权亦因老保命
轻判与重判之争
第十九章政坛钻营，花丛浪迹：罗君强
从共产党变成国民党
政治得意风月亦精采
献策组周系十人团
结拜兄弟李士群遭毒死
官小权大列十大汉奸
破例不判处死刑
第二十章大审汉奸，万人空巷：周佛海（上）
不满时局反为周鼓掌
与汗合流的低调抗战
只手造就汪精卫政府
第二十一章法曹公忠，不纵奸邪：周佛海（中）
白认有功仍遭判死刑
周妻上演救夫记
CC派与陈布雷皆求情
逃过法网难逃天谴
刚正赵琛拒蒋说情
第二十二章巨奸诡辩，万众欢呼：周佛海（下）
戴笠一死大喊完了
展口才法庭狡辩
演说煽动民众情绪
国府崩溃已见征兆
……
第三部南京再见
尾声我的一九四九与《中央日报》

序言

撰写“历史初稿”的老报人龚选舞

少年时代就喜欢看报，那时候最爱看的是国内外大事和运动新闻，尤其是亚洲铁人杨传广与克难篮球队的消息。上初中不久，即常在《中央日报》上看到“本报驻欧洲特派员龚选舞”的通讯，此后一直记得这个笔画很多的名字。没想到，四分之一世纪后，我竟和龚老在美洲《中国时报》纽约编辑部共事。在两年多（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时间里，常一起搭乘报社的车子下班。
和龚老同车时，我常问他过去跑新闻的经验以及他所接触过的民国政要与报坛人物，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破晓时分回到家赶紧在日记本上记下来。龚老的老同事徐佳士说他：“一下笔就停不了，有‘龚三千’的美誉。”龚老不仅会写，亦能说。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及其后无数次的电话、通信与聚会，龚老所亲自经历和采访过的近代史，从抗战胜利后南京审判战犯与汉奸到国共内战，从《中央日报》的李荆荪和陆铿到杨传广罗马奥运夜夜春宵，都通过他那摄影机式的超群记忆力还原现场。
龚老常说他“生逢乱世”，其实这正是他的运气。他历经抗战、内战、“国府”迁台并驰骋于台湾和欧美新闻战线，令我们这批生在太平之世而又欠缺时代冲击的晚辈既羡且妒。抗战胜利后，龚老即投身新闻界，他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为《新新闻》（第二九三期）撰写《一九七○年蒋经国纽约遇刺现场目击记》里说：“记得那是一九四六年夏，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法科学生，原想做个公公正正的判案法官，谁知误冲误闯，却干上了平平实实的采访记者。同样的意想不到，由于当年的大闹记者荒，我这个初出校门、在编制上只是个‘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的小角色，一开始便派往庐山，采访老蒋总统与美特使马歇尔元帅斟酌和谈的大新闻。更属意外的是，当我结束外勤记者生涯前夕，在纽约，我又碰上了小蒋总统遇刺的惊险事件。”这个”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日后成为享誉中国近代新闻史而又广受敬重的名记者。
龚老当年所发的通讯与报导，今天也许只能从图书馆的馆藏旧报或从显微胶卷以及网路上（如果有的话）寻找了。龚老于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开始在取代美洲中时的美洲《时报周刊》上撰写回忆文章，持续数年，直至周刊停刊。不久，龚老又在老友欧阳醇所主持的台北《新闻镜》上续写回忆录。可惜的是，龚老在做“自由撰稿人”的漫长时期，因缺乏发表园地，而那些年台湾社会又陷入剧烈的政治波涛中，对于回顾性的文章兴趣缺缺，导致龚老没有机会把他储存在记忆中的许多珍贵旧事，与世人共享。否则，龚老的回忆录当不只三本。直至年前兴起一阵回顾一九四九和庆祝民国百年的热潮，海内外才开始产生历史好奇心。
读者看龚老这部新问世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最好能和他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龚选舞回忆录》以及一九九五年推出的《国共战争见闻录》（两书皆由时报出版）合读。这样会更具历史现场感，亦可透过龚老生动的笔触和翔实的叙述来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时代动乱。龚老不仅写活了历史，也使人听到孔尚任所哀叹的：“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
不论中外，任何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光彩照人的新闻工作者，为苍生做见证，为历史留纪录。这批记者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采访之余或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深入叙述他们（她们）当年在争分夺秒和截稿时间的压力下所无法表达的往事与感触。“二战”前夕及初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驻柏林和维也纳记者夏尔（William L. Shirer）即以其所见所闻和参考大量史料，于一九六○年推出了畅销巨著《第三帝国兴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而名满天下。大卫?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于六○年代初以《纽约时报》特派员身分派驻西贡采访初期越战而获得普利策奖，七○年代初离开纽时后推出名著《出类拔萃的一群》（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剖析肯尼迪和詹森政府中的菁英如何把美国推入越战泥淖（quagmire），震撼美国读书界。二○○三年三月布希政府入侵伊拉克，采访战事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述乔治?培克（Geroge Packer）和《纽约时报》特派员德克斯特?菲尔金斯（Dexter Filkins，现已加入《纽约客》）皆曾公开表示他们在战地行囊中都有一本《出类拔萃的一群》，有空就看，颇具启发。他们发现笃信“美国至上主义”和单打独斗的片面主义的布希政府，根本未从越战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四○年代末负责《大公报》驻台办事处发行与广告业务的严庆澍，回到香港后以“唐人”笔名在《新晚报》连载演义小说式的《金陵春梦》，专门挖苦蒋介石（诬他是河南人郑三发子），尽情嘲讽国民党，六○年代开始结集出书。在禁书时代长大的台湾留美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影响极大。严庆澍（一九八一年去世）以唐人为笔名的动机，也许是当时香港有一栋过气国民党将官居住的公寓叫“唐人新村”。严氏的《大公报》老同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一书中指出，《金陵春梦》出了八集，“写得最好看的是第一集，以后就逐渐有些绚烂归于平淡”。又说：“《金陵春梦》在艺术上的一个缺陷，是写得比较粗糙，后边的比前面更是这样。”这是很含蓄的批评，其实《金陵春梦》的败笔就在于太多歪曲、太吹捧中共、太不忠于历史！
真正能呈现蒋介石政府“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实况，就是龚老的回忆录。西方媒体有句名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粗）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龚老的前半辈子在第一线跑新闻，从南京、庐山、延安、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撤退台湾、韩战接俘到欧洲行脚和观察新大陆，一直在为历史写初稿，数十年如一日。充分体验到孔尚任所说的：“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龚老的“历史初稿”写得引人入胜，为后人提供最有价值、最有兴味的文字纪录。“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龚老把他所亲历亲见亲闻的近代中国的“旧境”，立体式地呈现出来，功若史家。
认识龚老近三十年，谊兼师友，我从这位新闻界老前辈的言谈与著作里增进了不少知识。记得当年曾问过龚老“传奇性”的多笔画名字。他幽默地说，小时候每逢考试，他总是吃亏，要花很多时间写名字。等到写完名字，别的同学已答了一大堆题目。因此，他决定不让其后代“重蹈覆辙”，乃将三个子女取名一才（长子）、又才（次子）、珊才（女儿）。这三“才”，个个都杰出而孝顺，尤其是珊才，住在纽约市郊，常探访父母，并接至乡间度周末。龚老和夫人杨惜玉女士都是忠厚的长者，他们有优秀的子女，又有幸福的晚年。即使从《中央日报》退休后未拿到分文退休金，亦无损于龚老的达观与福分。
多年来，我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曾在时报为龚老编过两本回忆录的主编李潍美（亦曾为我编过五本书，现已转到大块出版社），这次发挥了“催生”之功。卫城出版社总编辑庄瑞琳是个有远见而又具历史素养的编辑人，看到书稿即首肯出书。
在龚老伉俪欢度八八米寿之际，我们三个晚辈为两位寿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当作衷心的贺礼。

林博文
前《中国时报》主笔，现为自由撰稿人
二○一一年九月七日凌晨于纽约

后记

龚选舞194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日报》，以记者的身份，亲历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还都、审判汉奸、制宪国民大会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一幕幕场景的回忆，以旁观者身份记述所见所闻，触摸那个时代的大变化。
作者从冠盖云集的庐山写起，继而谈及其亲临周作人、周佛海及丁默邨等人的审判和行刑现场，通过扎实的文字功底、风趣的叙事风格及超人的记忆力，将汉奸们的百态窘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
身为报人，龚选舞先生知晓“秉春秋之笔，严善恶之辨”此一新闻准则之道理，所以通篇读来，清晰可见一位拥有独立人格的新闻人，以旁观者的视角，将近代中国的“旧境”，立体式地呈现出来。
当然，因所处时代和《中央日报》记者身份，作者所持的观点和批评标准或许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这些鲜活的文字记录却可以丰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2012年7月

文摘

插图：

楔子
如此偶然，那般注定:阴错阳差的新闻人
在新闻圈子里打滚了六十来年，除了记者，在履历卡所余尽是空白！可是，我清清楚楚理解：从来，我就不是个十分称职的记者。事实上，在离开学校之前，我也压根儿不曾想到搞新闻这个行当。
一切，就是如此偶然！一切，竟是那般注定！
人生的转折
从头说起，影响我这一生的，是一位比我大上两岁一路引导着我的同乡同学宋焱如兄。初中毕业那年，我们一批小乡巴佬结伴到省城成都去考高中，由于没有信心，几乎把所有能考的学校全都考了，结果却意外地考取了所有学校。
因为家境不太富裕，兄弟姐妹又多到一十二人，作为第一个顺利进入高中的我便决定选择全部公费的四川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准备三年毕业之后，先做几年技师，赚了钱再求深造。
可是，我那位学长就偏不肯放过在下，在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新生入学的最后一天，发动一群同学在成都市到处寻找，终于在一家熔化辅币、改铸铜器的店门口抓住了正观赏入神的我，然后不由分说把我押往省中注册。记得我们是冬天进入这家一律住读的学校，当晚下面临时买席油布垫着，上面盖着一床借来的薄被，下半夜直冻得床板随人颤抖！
也许有人会问，那位宋老哥为何定要把我绑进普通高中？答案很简单，他觉得我这名颇为懂得应付考试之士理当一气呵成地进高中、上大学。
高中上了一年，依照规定便该分别升入文理两组，当年正是抗战初期，理工吃香之至，文法视同末路，学校为了限制理组注册人数，规定一年级数学成绩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才能选读。糟的是学期考试时宋老哥正在大打摆子（疟疾），数学只得了八十三分。
照理，我这位一年前还立志学工的学子必然会选理组，但一想从此便会与“领导”宋兄分手，不由得有点犹豫，加上临进入校长室选组前，又听到一位平常最看不起的同学在答复校长询问时，骄矜地答上一句：“我平均八十五分，当然选择理组！”
这下可把我惹火了。趁那名神气活现的同学还未出门，便豪气干云地答以：“学生平均一百分，依照志愿，当然选读文组！”
“是吗？”胖胖的老胡校长宇光抬起头，从镜片下诧异地望我一眼。我恭谨地行礼告退。对于这位在家父考上这间中学时便担任校长的长者，我一直有着崇高敬意。
一出门，在颇觉有些快意之余，心头却也不由地冒出一丝悻然之感。从此，我知道我就不会再谈什么理工报国的理想啦。
两年后毕业，再逢冬季，翻过年只有几间私立大学招生，我拣了最难考的金陵大学报名，而且选择了它作为招牌的农业经济系，入了学，觉得颇有兴趣，也能适应，不过也遭遇了两个困难：首先，金大是出名的贵族大学，学费既贵，同时限定来自战区才发公费。而我这名兄弟众多而家产不丰的四川本地学生，一概列为“绅粮子弟”，无权申领（金陵大学抗战时迁至四川成都）。其次，我天生双眼视力大有差距，使用显微镜倍感困难，一遇昆虫、细菌学科，在实验室里便事倍功半、满头大汗。恰于此时，连年担任学生会长的宋老哥打听出远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虽然取录最严格，但在校四年食宿全部供应，另发服装零用；毕业后更由校方分发职务，还核发赴任、治装等费。
略一盘算，暑假我们便留在成都，专考政校，决定考上便束装东下，考不取便接下去把金大读完。记得这年政校发榜极迟，害得我们秋天先在金大缴费上学。等到政校榜上有名后，方才在十一月赶往报到。先是，我已年近弱冠，颇欲自立，报考时让宋老哥先填志愿，一看他填了经济，我便选了法政，这年政大只招法政、经济和外交三系学生，我这个土包子从来不曾想到要搞外交开洋荤，绝未料到此后竟在欧美蹉跎近五十载！
一年后分科，我选读了法制，实际上就是一般大学的法律系。宋老哥突又改变主意，牺牲一年学历，毅然转入恢复招生的新闻系。再过年半，政府号召十万青年从军，我们率先报名，不久，即在鞭炮声中披上红带，昂然列队入营。谁知一向体弱的宋老哥被留下充当列兵承办军报，而看来健壮的我，却因心脏瓣膜有疾，医云不能当兵吃粮，而被送回学校继续学业！那时，政大法政系是出了名的县长训练班，毕业几年后派主县政者大有人在，家乡人一听我从军不成，便说龚家那个孩子本来生就的便是县太爷的贵命嘛！
土包子立志当记者
未久，抗战胜利，青年军复员，宋老哥也返校，经过这一先一后既拖且拉，竟足足晚我两年。
一九四六年初夏我应届毕业，学校分发职务前照例要填志愿。本来这是应景的事，法政系毕业不填中央部会，便选各地省府，我一如往常就商于宋老哥，他却幽幽叹口气说：“同学十二年，今后可要分道扬镳，自奔前程啦！”
我这时才填好两个志愿，照章可以再选一个。听他叹气惜别，一时为示安慰，顺手便填上一家报馆。心想，这不过是在表达友情罢了，学校绝对不会把一名法政系学生送去一间报社。
天下事也真难预料，凑巧这年没有新闻系毕业生，而出身政校、复由政校资送美国留学归来的前新闻系主任马星野师，此时正由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转任南京《中央日报》社长。毕业生指导部主任这时正为胜利后党部声势下降，数百学生难于安插发愁，一看我与另一位孙姓同学填了报馆，便不由分说分往南京《中央日报》“候差”，连立志去国际宣传处为官的漆敬尧兄，也一起分发前往。
这下我可慌了手脚，急往指导部理论，辩称从未学过新闻，做报一定难以胜任，但主任先生却直指原系照我自己所填志愿分发，不能谓为滥行分派，且改行分发例子一开，几百人若请援例，如何得了。是时，分发南京一带同学即将随校本部复员人员出发，我力争无效，也就只好匆匆上船启行。一路上，总在想象报馆是个啥子样子，记者、编辑该是如何办事，连景色佳丽的三峡也无心欣赏。记得船过武汉上岸观光，在大智门车站初见火车，不免多看两眼，一位好开玩笑同学睹状不由大叫：“看啊，这土包子第一次看见铁房子走路！”
这小小的玩笑，无意间却转变了我的就业意向，心想，这个首次看见火车的土包子，一干上记者这行，将来所见风土人物千奇百怪，又何止于这会走路的房子，说实在话，我原打算在《中央日报》三月实习期满，照章取得文凭之后，再转回法政部门就业，而今，既然立志要看世面，记者这行，我是干定的了。
一篇小说进入第一大报
五月初，船到下关，正逢国府还都之日，但见天上一片骄阳，人间一团喜气，雇了辆马车，蹄声嘚嘚地沿着中山北路南行，一路上，但觉得这六朝古都正对我展开怀抱，而千百行人也含笑相迎。可一到新街口，进了央报的社长室，却发现新任社长的马师一脸愁容，他始则指出当年新闻系虽然没有毕业生，但历届毕业同学却陆续涌来相投；继而问我既然想干记者，不知对南京的机关街道，是否熟门熟路。平心而论，马师说的也是真话，因此，我答应回学校去等，让他和学校商洽解决。
想不到此后学校和报社却斗上了气，社方不欢迎我这个非新闻系学生，校方却坚持如我不去报社实习便不能算毕业，夹在中间，一时我也无法可想。好在学校正逢暑假，分发不出去的同学校方管吃管住，我也就伴同一些命运相似的同学，苦中作乐前往南京各处名胜游览去了。
几天后，由于曾在马师初任讲师之际兼职首任新闻系主任的程教育长天放亲自出面交涉，报社方才答应我前往一试。只因我既不曾学过会计，又没有干过事务，会计、总务主管对我先后表示歉难收容。最后负责接待我的宅心仁厚的协理周天固兄看我到处碰壁，突然想起上任不久的采访主任陆铿（大声）处可能要人，便介绍我去试试。在一路受阻之余，我原对再走一处不存希望，一到采访组复值陆主任公忙，不暇接待。谁知我正打算一走了之，大声兄却突然抬头问我中文怎样、英语如何？没好气的，我抗声答以“政大难考、教学又严，毕业生中英文程度应该不是太差”。
可能是他对我这种不卑不亢态度颇为欣赏，便要我两三天内写篇文章给他看看再说。告别出门，心烦意乱哪有心情构思作文，回到住处，开箱取物，无意间却发现一篇未曾寄出的小说稿可不正在箱里。于是取出整理之后，随即送了前去。心想小说也是文章，正好应命。
又过了几日，依然没有半点消息。此际，我已完全失去任职央报希望，决心赖在校里静候另行分发。犹忆那天，尽管日上三竿，我照常躺在上铺大困其觉，不料一位同学，三脚并成两步地赶了进来。一面拉我下床，一面喘气吁吁高喊：“成了，成了，你成了，快快跟我去看。”就这样，他连拖带拉把我带到校门口的贴报牌，指着央报副刊版对我说：“你瞧，这一整版便只登了你那篇小说。看来，报馆准是接纳你了。”
下午，我真就接到当晚前往央报实习的通知。尽管初期仍受不少折磨，我却一路干了下去，而且一干便是六十来年，一切，就是如此地偶然，一切，竟也是那般地注定。
第一部夏都庐山
第六章登临之道，古今有异：如何上庐山
前面提到八千万年之前，一次地壳变动，让古拙又粗糙的庐山在长江与鄱阳湖间崛起；此后的七千七百万年，自北而南的冰川挟带着大小岩石，更把它锉磨成一座雄伟绮丽、峰壑幽深的天工雕塑。于是，神仙居于是，诗人隐于斯，洋人来此消夏，冠盖相聚避暑，而名山遂称夏都，甚至不才如我，亦得以随众登山，学习采访之道。
记得那天，冒昧自荐，搭了部长便车抵达山麓，原自以为得计，谁知在莲花洞旁，竟也被人视为显要，不由分说被拥上一乘四人大抬的山轿，对我这个来自“滑竿”之乡的蜀人而言，近似滑竿的山轿虽然见惯不惊，但这种四人大的阵仗，却还是受之有愧。
腾云驾雾的山轿
如何登山，在胜利之初便有过一番争论。江西省政当局为了便利行旅，曾有修建登山缆车之议，而蒋主席却以庐山天然胜景不容人工破坏为由，加以批驳。可是蒋先生年事已高，而达官辈复养尊处优，他们既无徐霞客策杖攀援、寻幽访胜的雅兴，作为官邸大总管的黄仁霖将军，便只好为大家准备山轿代步了。
这山轿虽如上述，形似蜀中早年用以代步的滑竿，但也绝非简便粗陋的滑竿可比。首先，工匠把一只特制藤椅妥实地安置在两杆之间，让人斜坐其上，自头、背以至臀、脚，都获得适当安排，大可安坐其上、畅观山色。更难得的是，这批轿夫都是饱经训练、久走山路的精壮汉子。坐在轿上，在他们极富韵律的捷巧步法下，真令人有腾云驾雾、直薄青天的轻快之感。
至于蒋主席和马歇尔特使这两对夫妇所乘“御轿”级的乘舆，其舒适轻快处，更非四人大抬的达官级轿子可比。远在这年三四月间，善观风色的黄总管察知蒋主席夏间必往牯岭避暑，而马特使为了促进和谈，也必然上山交涉。因此，很早便叫巧匠精制了特级六人大抬山轿，同时在年轻轿夫中，特选体貌俱优、忠实可靠者三十余人，先期勤加训练，每天他们每六人合一轿，在莲花洞至牯岭间陡峭山径上来回奔驰，得要到登峰如履平地，下岭若放轻舟，黄大总管方才满意。
更叫人啧啧称奇的是训练的务实作风。最先，黄总管和他的几位部属权且试乘，坐上御轿叫轿夫上下，充满实感，后来上上下下不免厌倦，乃改在轿上紧缚着一块块一两百磅的山石。
此后山居日子里，在“美庐”与马帅公馆之前，我们便常常见到这批御前轿夫，他们身着浅蓝中式衣裤，一组组静坐待用，闲时一个个面容肃穆、庄重，但一起轿子却又步履轻快、举重若轻。有一次，我和中央社资深特派员胡定芬老哥站在牯岭镇外突出的小天池亭前下望，刚见马特使所乘有似玩具盒子般大小的轿子自莲花洞驶出山背，便有若小型飞机似冉冉直升，轻快无比，而在我们谈笑指顾之间，体恤下力的特使已经下轿步行，走近牯岭镇前了。
当然，我当日所乘四人大抬，不如御轿舒适派头，但小民如我，坐上去却已是诚惶诚恐，深觉芒刺在背。所幸庐山雄奇峻峭，云雾缭绕，片刻间便觉置身清凉仙境，在如烟、如练、如絮、如毯、如绵、如海、如雪、如银的变幻莫测的云雾之中，但见奇峰突兀、峭壁似隐，一瞬间，我突然忆起小时候读东坡居士所咏的《题西林壁》一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如今，我岂不也在此山之中，而眼前的远山近壑，随云雾而变幻，一切都是那般虚无飘渺，也真叫人看不真切。人云读古人诗，如不身临其境，便难有真切感受。庐山正是如此，千载之上，它令诗人难测，而今，它也叫人迷离！
气温也随入山之深而等比下降。初到白太傅当年江上送客、惊闻琵琶的浔阳城（九江），但觉盛夏热气蒸人浑身是汗；及行至山脚，仰见这峭峻奇突苍翠若滴的山色，已叫人尘念顿消，打从心底透出一股凉意，但这还只是感觉上的清快，必至攀上山径、云生脚下，方觉寒侵肌肤，遍体爽畅。这上下一千一百公尺之间，气温竟相差华氏二十度之多，无怪长江沿岸的中西人士都想上山了。
我们一行分乘四顶四人大抬轿子上山。多年后，我虽然忘记到底花了多少轿资，只记得约莫花了半月薪水，倒是那位来自美国的洋顾问比尔先生，在二十五年后撰写《马歇尔在中国》大著时，还没有忘却这天所花的轿费折合美金九元六角！不过，在斤斤计较之余，却也赞美这是他平生遍游世界中最为奇异舒适的旅程。
步行车行两相宜
写到这里，不由忆起这几十年来我个人的登山之旅，和旅途中所曾使用的种种交通工具。
先说庐山，我前后去过三次，使用过各样各式的交通工具。一九四六年夏初度登临之日，为拣便宜，跟随彭学沛部长上山，无意间摆了次阔，也做了一次冤大头，让人捧上去，花了我半个月的薪水。当年九月二十一日，送走了蒋主席，拍发了有关新闻电讯，乃邀约政大同级同学李赣熊兄一道下山。赣熊兄是民国大老李烈钧先生哲嗣，由于烈钧先生民元已任江西都督，民四参与云南起义，北伐中更一度参与国府最高决策，在江西，李家久已被人普遍视为“第一家庭”。在我意念中，前往牯岭整修别墅的赣熊兄一定是位公子哥儿，因此下山前便问他雇不雇山轿代步。不料话还未说完，他已经开始骂我腐化、封建，说是年轻人一双健腿分明长在身上，为什么还要别人抬着才能行动？
我被他骂得非常心服，捆好行李背在背上，便二话不说与他步行下山。一路上山雨欲来，山雾隐现，而在奇峰幽谷之外，时见长江一水如练，甘棠湖面似镜。古人一言风景，必然山水并列，这一路步行尽情欣赏，方才悟出这一番道理。更奇妙的是，我们一路谈天说地，时为浮云所隔，但闻其声不见其影，此情此景，又岂是下界忙人所能领会！
下了山，他返南昌，我去南京，在互道珍重之余，我不禁由衷感谢这位公子同窗，没有他的坚持步行，又怎能尽情览胜。
第二年上山下山固然全靠双腿，而且山居有暇，更遍访名瀑名潭，寻幽深谷深涧，更体会出古人探险觅奇的旅行方式实有足多好处。事实上，步游也是我自小旅游方式，记得小时候两番游览青城都是徒步前往，有次更与同侪在密林古道之中竞奔而上，独占鳌头！
其他，在道家胜地的鹤鸣山，我曾迷路山顶老林，茫茫中循干涧而下，方得脱险；在史迹迷离的建文峰，更曾在夕阳返照、荒草萋萋的荒径里，发怀古的幽思……
在此之前，我一直服膺蒋老先生名山不容筑路通车，但能褰裳而登的中式旅游信念，认为即令衡之于今日新的观念，也该维护自然环境，避免人为破坏。对于这种传统观念，一九四八年到台湾，游日月潭、登阿里山，开始有些怀疑，因为，坐汽车直达潭畔市集，展望日月潭，并不觉得后面的公路破坏了天然景观；坐火车绕神木迳上山顶，也阻挡不了眼前漫天涌出的云海。
后来到了欧美，遍游了崔巍壮丽的冬宫、凡尔赛、罗亚尔古堡和圣米歇尔山，走过了四季宜人的莱梦湖和终年积雪的少女峰与阿尔卑斯，再徜徉在大峡谷、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发现这些名胜无处不与近代交通工具接轨，但不论公路、铁道，甚至机场，率都淹没在浩阔无尽的大自然里。即令身临其间，也不觉它们压倒了一旁的自然景观。总说一句，近处的公路、铁道，稍远的机场、港口，与大自然相较，实在是太渺小啦！
一九九三年再回中国大陆，重游匡庐、初上峨眉全都坐汽车。发觉那一上一下的两条公路，只蜿蜒隐伏在林树之间，而自山后几乎直达金顶的那条新建的水泥路，更远离了山前的景区。
有了这些现代交通工具在旁，今人个个都可像徐霞客一般寻幽览胜，像苏东坡一样登临赋诗，甚至像朱晦翁那般在山上兴学。
汉奸大审
第十一章惩奸大事，听我道来：习法不曾白费，听审不费功夫
我原本是个大学法律系学生，一出校门便转业新闻，原以为四年习法的辛苦是白费了。谁知一进了南京《中央日报》便碰上国府大审汉奸，报社负责人一俟我实习期满，从庐山下来，便告诉我说，今后你的采访路线是法律，举凡立法、司法部门都在你的“管辖”之下，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听审汉奸。
这时正是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为了方便未来工作开展，我积极从事准备，分别自司法行政部、首都高等法院以及报章杂志上，有系统地搜集了逮捕、审理和惩处汉奸的有关资料。
军统局全国逮汉奸
先说逮捕汉奸工作，早自头一年的九月下旬便由军统人员在各地同时进行。论其原因不外是：一、军统一向得到蒋主席的充分信任，在沦陷区原已布有地下组织，对汉奸活动比较熟悉；二、事实上，日本投降时军统武装人员也已潜入东南各大城市，汪伪组织的重要头领如周佛海等多已向军统投靠，由军统掌握、利用，因此叫军统负责捉人，可谓手到擒来。但是，由于军统是秘密特务机关，依法不能公开捕人，因此他们采取行动时，仍是以宪兵、警察、军队等机构之名义进行。
军统局（全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接到逮捕汉奸命令后，即在局内特设肃奸委员会，并采用下列办法：一、中央肃奸范围，以全国二十五个大城市为度，分别设立肃奸分会，主持其事；二、其他地区的肃奸工作，分由各地政府负责；三、军统所属机构，必须奉命而行，不得擅自抓人；四、请政府指定法院，集中审理汉奸案件；五、汉奸财产，由“敌伪财产管理局”处理；六、对抗敌中“立功”汉奸，由军统负责证明。
另在逮捕工作开始时，国府还公布两项重要指导原则：第一，对于伪满、伪蒙汉奸，因情况特殊，一律不咎既往；第二，对一般汉奸，则本着“首恶必办，从罔究”之旨，从宽处理。
在具体捉奸过程中，军统主要采取诱捕和以奸肃奸两个办法。首先，他们编好厚厚一册的“汉奸提名录”，利用汉奸们无处可逃，企图幸获减免心理，要他们自首登记，随后分期分别召见，予以扣留。仅在九月二十六日这天，军统利用这种“请君入瓮”办法，便在南京逮捕了伪实业部长梅思平、伪教育部长李圣五、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海军部长凌霄、伪社会福利部长彭年、伪经理总监部长岑德广、伪宣传部次长郭秀峰等。翌日，又用同一方法在上海捕获了伪湖北省长杨揆一、伪国府委员项致庄、伪中央银行副总裁钱大櫆、伪司法院院长张国元、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伪宣传部长赵叔雍、伪建设部长傅式悦、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清乡事务局长汪曼云、伪国府参军长唐蟒、伪驻伪满洲国大使陈济成、伪驻日大使蔡培、伪立法院长温宗尧，以及卢英、潘达、潘三省、林康仪和李士群之妻叶吉卿与吴世宝（又名吴四宝）之妻余爱珍等。
计抓群奸一网打尽
在华北，军统更戏剧性地使用上述“请君入瓮”办法，把大号汉奸们一网打尽。原来十二月五日这天，北平首要汉奸都接到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署名请帖，邀请群奸到兵马司胡同一号伪华北政委会经济总署督办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豪宅饮宴。晚上八时，正当群奸毕至，主客畅饮之际，赶到北平的军统局长戴笠却到场拿出一份名单，当众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这样，座上客顿成阶下囚。由于事情来得过分突然，群奸一时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就中，华北头号汉奸王克敏精神更是紧张，随即倒在沙发爬不起来。这天被捕的，除了曾任伪华北政务会委员长的王荫泰、王克敏和王揖唐，以及屋主汪时璟外，还有伪政务会建设总署督办余晋和、伪治安总署督办杜锡钧、伪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栻、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伪北平市长刘玉书、伪华北宪兵司令黄南鹏、曾任伪苏淮特区行政长官郝鹏、曾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人称老牌汉奸的殷汝耕等五十余人，当然，我们的散文大家、别号知堂老人的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也包括在内；同时，在天津被捕的还有伪政务会绥靖总署督办、北洋老军阀齐燮元等九十余人。
然而最难抓的，还是当众大叫“老蒋这样、老蒋那样”既傲且悍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这位永远要人尊称她汪夫人的“党国元老”，久镇广东，是南方最大的一条地头蛇，如果捉人时操之过急，很可能发生麻烦，甚至引起动乱。因此由戴笠设计，先伪造一封蒋主席具名的电报，由他的副手郑介民亲自送给汪精卫连襟的伪广东省长褚民谊，电文上说，“重行兄（褚的别号）：兄于举国抗敌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议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而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印。”
褚见电码上附有密码，深信不疑，乃劝陈璧君应命前往，而陈也乐见蒋主席仍尊之为汪夫人，决定带两篓新上市杨桃到重庆送人。谁知他俩中了戴、郑之计，被军统人员辗转押往苏州候审。尽管一路上她不停骂人，甚至对一位叫她陈璧君的军统高级人员教训一顿，说“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的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你配这样叫我？”可是，尽管叫得厉害，人还是被押往法庭受审。
四千人的大审判
上面说过，军统也采用了以奸肃奸的办法，利用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局长、原军统人员万里浪，叫他以周佛海“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部”辖下“调查室主任”的名义，组织了一班人马，对其昔日同僚进行侦查、逮捕，计由他一手抓到的汉奸就有数十人，其中还包括曾任伪广东省长的陈春圃。
如此这般经过了三个月，到一九四五年底，军统在南北各地一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四六九二人，其中移送各地高等法院（按依法，汉奸罪第一审法院即为高院）审理者四二九一人，移送军法机关审理者三三四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办者二四人，在押病故者四三人。
至于汉奸案件审理，国府也先后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十二月六日，正式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十一条和《惩治汉奸条例》十六条，以为肃奸的法理依据。其时，名法学家章士钊等纷纷上言，除建议及早进行审奸工作外，并主张从速“设置特别法庭”专司其事，但国府却认为汉奸案件仍应依据处理和惩治汉奸案件两条例，交由法院审理，而“设置特别法院，有违法治精神，易滋物议”，不予采行。
一切准备停当，正式审奸的工作，乃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先后在各地进行。在下原定在五月间即开始分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及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旁听审理，当日江苏高院院长兼审判长孙鸿霖先生是我大学时代“刑法分则”一课的业师，首都高院院长赵琛也已在五月中便趋前访问、接洽。我心想，原想离开法界，谁知又一头撞了回来。
不料，刚把临时设在朝天宫的首都高院的门庭摸熟，就突然被调往庐山央报分社工作，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在山上送走了前往江西巡视的蒋主席，才又回到南京参加审奸采访。
这时，审奸工作早已在各地密锣急鼓式地展开，江苏高院更已拔头筹，先宰了自以为“有功党国”的前任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然后把当时列为头号大汉奸的伪国府代主席陈公博和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判了死刑并予执行。至于素以泼辣著名于世的“汪夫人”陈璧君，也已在苏州高院被判无期徒刑。另外，在南京组织伪维新政府的北洋余孽梁鸿志也在上海伏法，而在北平组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前北洋直系要角王克敏，也早在先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畏罪服毒自杀。
意外首位受死的缪斌
先说那个原不该死的倒霉鬼缪斌，这个二十四岁便在北伐东路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少年得志人物，原是何应钦的亲信，国府定都南京不久，即出任位高权重的江苏省民政厅长，任内公开定价出卖县长，被他的无锡小同乡吴稚晖先生纠弹下台。闲居中，曾被何应钦派往日本担任联络工作，谁知抗敌开始，即为他的日军特工朋友拖下了水，参加日本御用组织的新民会和东亚联盟。及一九四○年十月汪逆组府，更出任伪立法院副院长。一九四五年三月，缪某自称接受重庆国府命令，赴日谋和，且曾与日本首相小矶国昭等进行谈判，终因日本陆海两相坚决反对未成。
及抗敌胜利，缪某自以为曾进行策反参加和谈，可保无事；事实上，一度也曾逍遥法外，过着清闲的寓公生活。不久，虽被捕押往南京，但仍接受充分招待，未料一天深夜，突被押往苏州候审。
为什么缪某遭遇，竟如此变幻莫测？据当日报章透露，是由于美军无意间在日本档案中翻出缪某不久前携往日本的所谓“和平条件”。原来，在当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的开罗巨头会中，原有任何盟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谋和的决定。如果缪某真的是代表国府谋和，岂不是有违斯议。
于是，在美国询问下，国府乃以处决缪斌、作为否认议和的最有力表白，而缪某也就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在苏州受审，同月八日判死，五月二十一日执行。成为肃奸文上第一个明正典刑的汉奸。原来，国府对大小汉奸审理，早就有着量刑标准：一、伪“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府最高头目，都判死刑。二、伪省长以处死刑为原则，伪部长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七至十五年徒刑，伪局长为三至五年徒刑。三、其他有涉嫌之处而被拘到庭者，原则上一概处以二年半徒刑。缪某原仅任伪立法院副院长闲职，胜利前又已“赋闲”在家。照例本不致死，但因牵涉盟国的违约嫌疑，因此被拿出来开刀祭旗，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陈公博从容褚民谊狡猾
第二个在苏州受审的是伪国府代主席、伪行政院长兼伪军委会委员长陈公博。远在胜利之初，他一看脑袋不保，乃在日方授意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偕妻子李励庄、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经理总监何炳贤、女秘书莫国康一行七人，密乘飞机前往日本避难，但事为国府侦知，经与日方交涉后，复自日本押解回国受审。
在苏州高院受审时，陈自忖必死，在审理中，虽也宣读了三万多字名为“八年来的回忆”的自白书，但自知是无济于事，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审判长孙鸿霖宣布判以死刑时，还勉强笑道：“本人上次早经声明，决不再事上诉，此刻欲说者，即余之自白书，蒙庭长准许公开发表，余实心满意足，愿在此表示感谢，法院之所以判我死罪，是为了我的地位关系，也是审判长的责任关系，我对此毫无怨意，并表谅解。本来，我回国受审，就是要表示出我束身以为服法的范则。”
及同年六月三日伏法之前，他也表现得相当从容，先写了对家属遗书，再写致蒋主席书信。但写了一半，便搁笔微叹，自嘲“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不如不写吧”。然后转身面对监刑法官说：“快到中午了，我不能耽误你们用膳的时间，我死后，遗书请代交家属，现在就去吧。”说完，还与监刑官、书记官握手道别。看来，这汪系下两员大将之一，还有些书生气慨。（另一为顾孟余，虽与汪亦交厚，但守正留渝，未曾附逆。）
接下去在苏州受审的是先后曾任伪外交部长和伪广东省长的褚民谊。他是陈璧君的妹婿，战前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时，他即因屡有标新立异表现受人注目，譬如在六届全运中连夺游泳锦标，被人封为“美人鱼”的杨秀琼在赛后观光之际，褚胡子即以行政院秘书长之尊，亲为杨女驾驶马车，招摇过市，此番被捕受审，先判极刑，褚某不甘就死，乃以携回国父致癌肝脏及遗著原稿为由（褚民谊认为自己一九四二年将孙文腑脏从日军控制的协和医院救出，于国有功），声请复审，且得当道暗中声援，但法官坚持立场，在法言法，仍判以死罪，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执行。倒是与他一同中计被逮的陈璧君，大概被人视为女流之故，仅判了无期徒刑。
汪精卫之坟遭炸开
此外，上海高院也判了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死刑。这位相当有名的诗人战后本来已逃至苏州隐居，继因其宠妾回沪取宝，为人发现，跟踪回到苏州，把他从藏身处擒获，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南京，梅思平与林柏生也先后在五月受审，同被判以死刑。梅于九月十四日处死，剩下来预计在京受审的，当是汪伪组织中事实上大权在握的周佛海，身任中统、军统与伪统头目的特务大头丁默邨、下水文豪周作人、老牌汉奸殷汝耕、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先驱江亢虎、老政客温宗尧、王荫泰和在伪朝中暗地久握实权的罗君强等一类巨奸了。
至于卖国首恶的汪精卫，虽然早在胜利之前即在日就医之际病死，但他也未逃脱惩罚，一九四五年胜利之后，当局便嫌他建在明孝陵前梅花山的“陵墓”过分碍眼，乃于次年一月中指派工兵部队把汪墓炸开，然后将尸体连同棺材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全部火化。
于是，国府正式还都之日，在中山陵畔，再不见这名晚节不守的叛徒的一点痕迹。
再见南京
第二十九章三垮齐至，怎么不垮：战后闹垮国府的学潮
国外安安静静、轻轻松松住了多年，出于生活近似隐居，心理上没有一点压力，渐渐地，对于过去一些复杂问题，也开始有些置身事外的客观看法。
凭着这点自信臻于客观的修为，我开始对大陆变色的原因加以思考与检讨，最后也做了个自以为是的结论：对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之所以在三年间便由盛而衰，再由衰而被迫撤出大陆，主要当是由于同时遭逢了三垮──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也被学潮闹垮！
经济与军事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得很多，兹不复赘，倒是人们讨论最少的战后澎湃汹涌的学潮，以曾研读史实并亲身采访之故，谈论起来，也许还能引起大家一点兴趣。
浙江大学率先发难
说来，学潮不始于今日，远自古代，每当末世政治不修、经济衰退，学潮党祸往往便继之而起。第一个发生庞大学运的朝代，应该是东汉桓、灵之世。当时，外戚宦官相继为祸，太学里众达三万学子为求改革，遂成清议中心，而为首论政引致党锢之祸的郭泰、贾彪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学运领袖。往下数，唐有清流、宋有党祸，特别是在北宋之末，太学三舍的三千九百多名学生，也曾在陈东的领导下，迭次伏阙上书。续降至明代，以东林学院为首的地方学校，也多成为清议抗拒中心。再降自清末，康有为等联合入京应试举子，公车上书言事于先，而新式学校学生与关外留学归来的学人更成为问政及革命主力。最后，到了民国初年，先有“五四”运动，继有“三一八”学潮，规模之巨更是空前。最让人警惕的是，王朝也罢，民国也好，只要大型学潮一起，统治者莫不随之垮台！
也有人说，“七七事变”之前，以倡言抗日而起的各地学潮，不也曾风起云涌，为什么抗战八年之间，学子们含辛茹苦，而弦歌不辍？答复很简单，学生们要抗日，政府便抗战，既能顺应潮流，把套解开，自然没有问题。
及抗战胜利，人心望治，而国府因循迟疑，和战不决，先在美国调解下与中共和谈，答应在中央建立以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地方给中共五个省区治理，而军队在国家化之后，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大共（产党）小。这原是让大家都能喘口气的解决办法，可是双方对此都不满意，于是一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渐渐地，国府以为在美国支持下，统一终必有望，而共方在打了几仗下来，也开始发现国军虽仍占优势，但并不像从前那样大得可怕。等到制宪国民大会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如期召开，拒绝参加的中共代表撤离南京，双方便索性大打开来，在前文所述的延安之战展开之后，和谈更成为历史名词。
打仗是最花钱的行当，而战区的破坏，更益发导致了经济萧条。根据京沪区铁路工会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发表统计，京沪地区物价上涨最高者为战前的三万五千倍，最低者为一万五千倍，平均增高了两万六千倍！在这种情况下，当富庶之区如上海、南京、芜湖、成都、常熟、无锡、合肥、杭州都发生了抢米风潮，教授薪金和公费生的伙食费，自然是越来越跟不上飞涨的物价了。
学生们本来对战乱便已心存不满情绪，头一年（一九四六）年底，便曾源于美兵强奸学生沈崇一案而激起游行抗议风潮。在下当时与一批同业自张家口采访回归路上，便曾在北平街上凑巧目击了游行实况。一度更因穿戴塞外衣帽，竟被高喊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的学生们误为蒙古王公，成了请愿者的申诉对象。
中共一向接近群众，自然注意到日益不满现状的学生。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主席毛泽东便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赞扬了“蒋管区“人民的斗争，号召全国人民要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奋斗。同月，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当局发出指示电更是：“……积极扩大深入坚持学生爱国运动。”同期，周恩来也在其“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中，具体指示在国府辖区的工作原则，说是“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立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在这种情况下，原已吃不饱的大学公费生和缴费困难的私立学校学生，在外力的鼓动下便纷纷开始罢课、游行，第一个发动的当数一向比较平静的浙江大学。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该校学生自治会便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彻底实行政协决议。这一呼吁，煞似森林野火，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以及“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的火辣辣口号下，全国各地大学纷纷发动罢课、罢教、游行、示威。即在此时，下列的一些问题也同时发生，形成了助火的风势：一、各大学要求停止毕业总考，各中学请求废除毕业会考。二、各大学师生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并充实仪器设备。三、上海交通大学呼吁恢复已被停办的航海、轮机两科。四、英士大学为迁校问题晋京请愿。五、各地药专要求提高地位。
凑巧，学潮又赶上了“五四”，各地学生也就展开了“争取民主、保障人权”的运动。这一连串的学潮，迭经南京《新民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加强报导，越发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中央日报》的立场相当困难，一方面，摆在眼前闹哄哄的学潮，不能加以忽视；另一方面，宣传当局又不愿看到我们也参与煽风助火，在几经报社主持人计议之余，才决定采取客观报导但不加油添醋的平实做法。
原则决定了，但做起来却非常困难，特别是主跑教育新闻的黄汉小姐，更是大感麻烦。她原是位远离政治力主平实报导的好记者，这也是此后她拒绝提名应选新闻界国大代表的缘故，事实上由于有所谓的妇女保障名额，谁被提名谁就当选。平时她跑教育部既可随时闯进部长室，跑各大学也普受同学欢迎，可是一等到这次特级学潮一来，“左派”的学生领袖便开始敌视她这位置身党报的教育记者。记得当学潮上升，南京最大的中央大学同学因请增副食费未遂，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开始罢课之后，平常热忱欢迎她的中大，对她立即成为禁区，只要她一走进中大校园，一群群的同学便开始对她高唱起“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的新歌歌词之内诸如“只管你内战为自己，学生的营养你是全不理”一类的尖锐歌词，尽管她脾气很好，但被人笑骂追逐，对一位女士而言，总是难以忍受的。
于是为了继续采访、报导，报社决定换人，而我这名平素为人和善而不大激动、更极少在教育场所出现的年轻记者便成为首选。
学生罢课要饭吃
往日，在下或为访友，或为欣赏体育表演，也去过中大几次，当时，只觉得它校区辽阔，气氛安和，特别是诸如“六朝松”一带名胜古迹，更能在宁谧中令人发怀古之幽思。可是，此番专访，情况却又迥异于昔。记得初去那天，时近黄昏，大操场里幽幽地颇有凉意，在几处稀稀落落的篝火四周，分别围坐着一群群聚会的同学，他们或歌或舞、或慷慨陈词，唱的多是《五块钱》、《古怪歌》、《跌倒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和前述的“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一类反战、反政府的歌曲，至于有否唱过《跟着共产党走》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明白拥共的歌，则人言人殊，至少我去的那两次，便没听到，或者没有听得清楚。事实上，我们《中央日报》记者既被罢课同学视为来自敌对阵营，我们也总是匆匆“巡视一周”便走。其实，像我这样刚出学校不久的年轻人，仅仅在一两年前，还不是因领食公费之故，得成天咽下稗、糠、沙、石……掺和的所谓“八宝饭”。
中大领先罢课后，其余公、私立学校一路跟进。同月十四日，中大继续罢课的同学推派代表分赴教部及行政院请愿，指出政府按月发给的副食费现仅二万四千元，营养固谈不到，三餐尚难期一饱。因此代表们请求将上述副食费增为十万元，如物价再涨，再以十万元为标准，继续调整。教部总务司贺司长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学生副食费已准增至四万四千四百元，同学请增至十万元要求，将转达朱家骅部长，但此案既经前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教部实无力更改。继各代表函政院请愿时，政院秘书长甘乃光的答复也与教部相同，会晤中，甘并曾感慨说：“中国人员过多，耕地面积太少，所以中国穷，物资缺乏，所以物价亦涨，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女儿也吃不饱。”
中大学生代表们请愿既未获得完满答复，同月十五日乃发动本校及国立音乐院及国立剧专三校同学，一共四千余人，出发做饥饿游行请愿。这天九时以前，我们一群记者便赶到四牌楼中大，只见学生们手执纸张、芦席及铁皮制成旗帜，上书“炮弹？面包？”、“我们要饭吃”、“我们饿上不得课”……一类标语，列队而出。
大队转个弯便到了成觉街教育部，队伍齐入部内，全院一片拥塞，一度因人多路狭，致将门窗及布告牌挤碎。首先，群众要见朱部长，却只见田培林次长代为出面。这位素以粗线条作风名世的田先生，一出场便直截了当说：随着公务员待遇调整，公费生副食费也已增为四万八千元，这是全国性整个问题，教部实无法再请增加。
对此，请愿学生不表满意，并高声喊叫：“朱家骅快出来，不要搭架子。”此时，一向衣着鲜洁、风度翩翩的朱部长也闻讯适时自外赶回，但一进门即为学生所阻，乃立于阶前，即以学生携来麦克风向学生讲话，大意是说：学生伙食由政府负担的公费制度，原为战时临时措施，战后政府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但为救济贫穷青年，仍继续加以维持。而今公务员生活辅助费调整后，学生副食费自五月起已可增为四万八千元，并决将六七月提前发放，这是政府所能勉力做到的事，所请增至十万元之议，为愿及国家整个财政，是绝对办不到的。词毕，即上楼返办公室。
写到此处，在下不禁连带想起两桩旧事。首先，是清贫学生食宿公费制度的由来。战前，大学学生学杂伙食住宿费用，原则一律自理，及抗战开始，陷区青年学生不甘接受敌伪统治，成群奔赴后方，教育部一方面为了奖助这些爱国青年，一方面也怕他们走向共产阵营，乃建议在大学实施战区学生公费制度，并创设一系列国立中学，以供更多年轻学子就学。据云此项创举，以所费不赀，当局最初颇感犹豫，迭经当时担任教长的陈立夫先生委婉进言，说是这样做，也不过是多配备几师军队罢了。当局闻此，乃欣然应允，想不到这一制度，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也滋生了一群荣获诺贝尔奖和研制核弹及飞弹的专家。
其次，是朱家骅先生个人在历次学运中先后担任的矛盾角色。犹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大学师生齐向段祺瑞主持的执政政府请愿时，也曾被段氏指为系受共党煽动，并当场开枪打死四十余人，伤者更超过两百。其时，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的朱家骅教授就与学生们站在一起。不料二十一年后，朱先生又成了另一代学生请愿的对象！凡此，都是与本文有关的题外参考资料，写好了，我们也该转回当日的持续请愿活动。
话说当日同学们在教部请愿之后，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转向更高层次陈情。大约是中午时分，大队抵达中山北路上的画栋雕梁、美轮美奂的行政院，由新近以社会贤达转任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先生接见。王先生艰苦自学出人头地，经营蜚声国内的商务印书馆有年，自忖社会声誉最隆，应对口才亦佳，当日乃昂然挺身而出，站在政院门口台阶之上，自以为以长辈身分出面讲理，必可说服请愿的青年学子。一开始，谈到增加副食费至十万元事，王氏即直率以“预算不够，没有钱”做复，不料以此触怒群众，立时引来阵阵讥笑怒骂，剧专学生甚至当场表演“社会贤达”的话报剧，加以讽刺。在下平生在公共场合与岫老接触颇多，只有这天，方才仅有一次地看到他呆立群众之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表现得难堪尴尬之至。
不过，久经风霜的岫老也够坚强坦白，这天，他与学生们僵持五个小时，最后，对学生要求，仍以“头可断也无力答复”作答。所幸当日在场宪警，仍能自制，即令学生们在行政院金匾上贴上“民瘦炮肥”四个大字，再在门前朱红漆柱上以粉笔写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标语，也不曾有着什么样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