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教育，国之命脉)[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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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编辑推荐：“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百年教育之魂魄，是国之方向性指标。那时的先生们，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陈丹青、许知远、余世存、傅国涌、熊培云、高小龙、高群书、张冠生、封新城、邓康延联袂举荐，致敬先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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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熊培云
曾经有作家感叹我们中国人少有世界意义，今天焦虑的民族主义者则直言要求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其实，考察历史，放眼华人世界，我们可以骄傲，较之其他民族，中国人在现代、当代史上的文明贡献几乎不遑多让。晏阳初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余世存

目录

前 言 一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序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蔡元培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胡 适 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梅贻琦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张伯苓 公允公能，日新月异
晏阳初 办平民学校，以造就“新民”
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梁漱溟 以乡村建设工作重建中国秩序
竺可桢 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相伯 “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后记一 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后记二 我看十大先生
后记三 “大先生”固然奉献更大，“小先生”一样光荣伟大
附录一 “先生”考
附录二 “先生”小事记

序言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初看是喜语，再看是痛语，再再看，或看出旷达。
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我觉得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这在当下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遥想到鞠躬的场景。先生，几千年的敬语，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代人上小学时，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三十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坝，蓝天白云走黄沙。值此时辰，我们勉力拍摄一部回溯民国先生的十集纪录片，共鸣了许多人—那些与先生们隔代不相逢的学生们。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纪录片《先生》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以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为主角，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梳理中国教育百年间的重大事件、观念嬗变，旨在溯源问脉，固本图新。《先生》的遴选标准为：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性情、经历、作为有传奇性；对当代教育具有参照和启迪。头十集选定的十位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也曾身为学生，唯理想至老不灭，或者说破灭一次，再理想一次。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先生》系列纪录片力图以先生般的个性制作，映现先生的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历史影像，情景回放，当事者言，后来者说，今昔穿插，盛衰互鉴。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如今又呈现出一本书。这本书的文字渊源，汇纳百川。为拍《先生》纪录片，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先请傅国涌、张冠生、余世存、熊培云、蔡朝阳等作家撰写文字脚本，随后有钱喻、高小龙、马莉、王韧等导演撰写各自执导的拍摄脚本，再后来成片时，《新周刊》杂志社的封新城、何树青、周可、丁晓洁等诸君，又作了杂志版的《先生》封面故事，并请一批作者充实了相关文章。在此前后，有几家出版社欲结集出版，我心虑这是各种文字、影像、客观、主观的集合混搭，出书实在太难。经不住中信出版社编辑们的恳切执著，我终将全部资料交由他们处理，遂有编写组的署名，以示集体之力。为赶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先生回来》平面展暨纪录片《先生》的电视首播，又请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至此，先生们的意态神韵，跃然纸上。这实为偶然中的必然，寒境中的暖境：“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年轻就是不老，其实，老的也能年轻。
黄昏时分，群鸦归巢，晚霞满天。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犹远，似远犹近。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已经百年。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邓康延
二0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于深圳

后记

我看十大先生
蔡元培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相比较鲁迅，我更喜欢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适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
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他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辈敏感的心，二是国情使然。
张伯苓
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愤青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蒋介石临终前还向儿子蒋经国询问伯苓先生百年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后来，先生最后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些愤青开始把粪桶泼向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梅贻琦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复校，上面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蒋介石也只能认同。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今天的台湾清华，规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却在台大之前，更无须比照对岸硕大无比的胞校。
竺可桢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1949年后他对来访的新政权代表有过一番肺腑的赞许和提醒。他谨言慎行，行政职位一路上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即使最后大陆没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间，去非洲、东南亚一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这个几无国籍的人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
知行，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国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究竟怎样，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陈寅恪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他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
博大沉雄，纸中夹着故国百万雄兵。先生远去，却在《柳如是别传》中留下影子，那个反清复明的风尘女子便是风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口述/邓康延 采访/丁晓洁）

文摘

张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在那场降旗、升旗的过程中，张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济”轮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经盘踞的威海卫交还中国，再转移给英国。在同一个现场，日本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隔一日，中国国旗降下，改悬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旗升降，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内心受到极大刺激，遂立为国雪耻、育才强国之志。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初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随着谕令颁布，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但其所呈上的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奏折，实是根据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所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的观点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严修（严范孙）出身天津盐商世家，因横贯商学两界，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严”。严修最早上奏折建议科举考试里面增加经济特科；1904年，严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仅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两人在教育方面长达近30年的联手耕耘从此发端。胡适曾评价道，张伯苓和严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圆满的一件事。但在当时，严范孙已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有很高社会地位；而张伯苓只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默默无闻。
但严修认为他是块璞玉。他敏锐地捕捉到张伯苓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和决心。张伯苓对自己也如此评价：“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什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言辞虽朴实，分量却极重。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都严守对他的承诺，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也曾经谈起过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感觉像自己在落泪。
办新学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学生在私塾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张伯苓在严氏家塾讲授的却是数学、理化和英语。数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英语教材是《科学读者》（Scientific 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也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曾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飞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而张伯苓顶住舆论压力，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当时的张伯苓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教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下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学生撑膝弓背，其他学生轮流从其背上跨过去，让有些人觉得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塾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自行车等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能当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与他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他自己亲身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伯苓出生于19世纪末，那是一个中国志士仁人为求强国之道而兴办新学、革新教育的年代。张伯苓出生当年，即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创设福州电报学堂，天津机器局开办电器和水雷学堂；他5岁始受庭训、从父读书那年，伦敦传教会马根济在天津创设医学馆，为北洋医学堂的前身。1880年，李鸿章奏准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开学；次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创办令德堂。
14岁时，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据张锡祚所著《张伯苓先生传略》记载，“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1901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羡慕严馆有张伯苓这样的教师，也礼聘他教授自家学塾。此后，半天严馆，半天王馆，张伯苓在继续塾馆教学的同时，开始计划建立真正的现代学堂。
为办新学，张伯苓和严修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买教具和教科书，还请了日本教师。在回国途中，两人商定，先半中学，再图扩充。回到天津，立即开办新学。校舍用严宅偏院，学堂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由王家捐助，筹办费用两家分摊。出榜招生后，首批录取了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73名学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附设师范班。校名初为“天津私立中学堂”，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后来，他把郑菊如捐助的15亩坟地置换为天津城西南一块地广人稀、适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为“南开洼”，校名遂改为“南开中学堂”，再改为“南开学校。“南开”之名由此确立。
从1904年10月16日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张伯苓所思所虑、所为所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没有离开过中国现代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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