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门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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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门立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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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门立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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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页码：140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
·ISBN：7545801105/9787545801101
·条形码：9787545801101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季门立雪》是一部学术思想论集。全书共收文四篇。《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季羡林与吐火罗语研究》是对季羡林先生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领域的分析与评价，《季羡林教授学述》是对季羡林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整体评价，《陈寅恪与季羡林》是把研究领域相对接近的陈先生与季先生作一比较研究，以昭示我国两代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际遇与成就。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浓厚、视野广阔，其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佛教史、中印关系史、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钱文忠作为季先生的学生，继承了季先生的衣钵，在青年研究者中已经是傲视同侪的佼佼者，由他来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一个分析与评价，正是不二的人选。
编辑推荐 《季门立雪》：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浓厚、视野广阔，其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佛教史、中印关系史、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正是由于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太广、太艰深，不仅一般读者不能真正理解，甚至专业的研究者也很难对季先生的研究作一个全面的分析与评价。钱文忠作为季先生的学生，继承了季先生的衣钵，在青年研究者中已经是傲视同侪的佼佼者，由他来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一个分析与评价，正是不二的人选。《季门立雪》所收四篇论文，正好填补了此一空白。
不会再有比在北大追随恩师季羡林先生更幸运的事情了，有这段记忆伴随我的人生，我深深地感谢上苍。恩师和我当然是师生关系，但是，同时还有一份浓郁的祖孙之情。在那些岁月里，我完全是恩师的事业、恩师的家庭的一分子。这里收录的文章，并不是我发表的和恩师有关的全部文字，还有更珍贵的、更足以反映恩师风骨的记忆，我还不能、也没有形诸文字。谨以此书恭送思师季羡林先生远行。
目录 恩师季羡林先生和他的时代
前言
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季羡林教授学述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
序言 对我来说，为这样的一本书写前言，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此时，我心中洋溢着对我的中学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的感恩之情。能够在成长的关键阶段领受这样一位伟大的教师的教诲，是我人生的幸运。郝老师开启了此前懵懂的我的心智，让我感受到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诱人的美丽。郝老师习惯在讲课前漫谈几分钟，向学生们介绍课本、课堂以外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至今余音袅袅，其味无穷。我从这些匠心别具的漫谈中深受教益。偶然一次课前，郝老师提到中国的梵文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而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也年逾古稀了。郝老师大概也没有也不会想到，这寥寥数语竟然促使我开始和季羡林先生通信，并且从此决定了我的人生。郝老师早已退休了，我不止一次地对同样酷爱历史的我的儿子儒亭说：恐怕你很难，或者几乎再也不可能有你爸爸这样的幸运，遇见像郝爷爷这样的中学老师了。我由衷地希望我的恩师郝陵生先生健康长寿。
二十二年前，我参加高考，对于全家人来说，如何选择我的志愿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的父亲毕业于英语系，但是一直在对外经贸领域里工作。这是一个在当时首屈一指的热门行业，我的很多同学就是以此为首选志愿的。但我的父亲完全没有子承父业的俗见，彻底尊重我的志愿。父亲甚至还邀请了所在单位的一些四九年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一起为我出主意。
文摘 研究佛教语文学必须从研习梵文入手，舍此别无他途。陈寅恪先生接触梵文的时间很早，1902年至1907年，陈寅恪先生先后随衡恪、隆恪留日。他的初步接触梵文似乎就在留日期间。1947年，陈寅恪先生因无钱购煤取暖，将所藏东方语言书籍转归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而经手人正是刚从德国回来就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这批非常珍贵的书籍中，就有荻原云来的《实习梵语学：文法·悉昙书法·文抄·字书》。在漫长的游学期间，陈寅恪先生对佛教语文学极为关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打下了相当厚实的根基。从劫后余存的笔记本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佛教语文学造诣。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了这些笔记本后指出：“在中世印度诸俗语方言中，西北方言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外有不少杰出的梵文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不少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在20年代的中国，却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有之当以陈先生为第一人。他在笔记本九、怯卢文第一本里面详细地抄录了怯卢字母《法句经》的经文，札记了不少的中世西北方言的音变特点。他也注意到ahu=aham这样的音变现象。他虽然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工夫是下过了，而且下得很深。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
熟悉国际东方学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季羡林先生上面提到的“西北方言”、“西北方言的音变特点”等等，正是当时佛教语文学最尖端最前沿的课题，陈寅恪先生既然明显地已经意识到了，并且还下了很深的工夫，那么，以善于发现并解决学术前沿问题、强调“预流”著称的陈寅恪先生为什么会“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居然会在触手可及的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前止步不前了呢？要知道，这一止步，使得中国学者在当时的显学东方学的一个最前沿阵地上安营扎寨的时间晚了将近二十年。
这是一个值得学术史研究者深思的问题，当然更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角度给出一个未必理想的解答。
首先，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与陈寅恪先生同辈的中国人文学者，无论他们在留学期间学习了什么样的理论、掌握了什么样的方法，甚至也无论他们在留学期问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领域，他们所关怀的、所不能或忘的往往还是中国学术史中的传统问题。这些问题是“体”，存国外学习的东西是“用”，是解决传统之“体”的现代之“用”。换句话说，他们是带着传统之“体”的问题的，至少是学术意义上的主题先行者。这种情况虽然也有例外，然而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强调这一辈学者与传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