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了，人世间一切场所，唯有大学最适合做梦、写诗、拒绝世俗以及容纳异端。
蒲松龄觉得做老师很窝囊，他坐馆30年，每年最多能挣八两银子，在当时最多能维持一个三口之家半年的生活，所以他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当孩子王。”
到了现代，文人教书的待遇大为改观，比如熊十力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一个要求：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必备一鳖。林琴南在北京大学授课完毕，一定要到监督室喝牛奶解渴疗饥。至于黄侃，更是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被称为“三不来教授。”
好在脾气怪的老师，一般知识水平和脾气成正比。
夏丏尊也抱怨过做老师苦，他曾撰联云：不如早死，莫作先生。尤嫌不够，又加以补充：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然而牢骚归牢骚，他教书也认真，学生喜欢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因为“肥肥胖胖，笑起来有如弥陀菩萨”，所以学生称之为“夏木瓜”，夏丏尊也怡然受之。
现代文人同“教鞭”打交道的，还可以开出一长条的名单：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胡适、梁实秋、冰心、徐志摩、刘半农、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叶圣陶、沈从文……
他们以自身的才学和人格魅力去吸引学生，各人性格不同，教法也不同，可谓异彩纷呈。
梁实秋回忆梁启超上课，说他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了！”接下来就非常投入地讲古诗，“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有时又“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每当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
闻一多则喜欢在夜间上课。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经常要教务处将上午的课移到晚上。而晚上，他偏又穿一件黑色长袍进教室，虽是昂然而入，也会吓学生一跳。他还掏出烟盒笑着问学生：“哪位吸？”学生们也笑，哪敢接？他就自己点起一支，吞云吐雾之间，拖长声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后才开始正式讲课。
徐志摩的诗人风度不在闻一多之下，据诗人卞之琳回忆：“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徐志摩有时干脆把课堂移到室外，让学生躺于草坪之上，看白云，听鸟语，和他一起在自然之中畅游诗国。
当代学者陈平原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了，人世间一切场所，唯有大学最适合做梦、写诗、拒绝世俗以及容纳异端。如果连大学校园里都‘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特立独行与异想天开，绝非人类的福音。”用这段话来注释那些特立独行的传承中华文化薪火的大师，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