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先生驾到
爸去世快十年后，妈妈才开始考虑自己的感情生活。我们是华人，但妈妈的约会对象都是洋人。他们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喷上香水，以大声说笑来掩饰内心的局促不安。不过这样的约会通常都只有一次，我带着妹妹击退了每一个企图登上父亲宝座的觊觎者。
但该来的还是来了。那天，两个妹妹冲进我的房间。“卡尔，妈妈有男朋友了！”12岁的莉莎尖叫着。
“他长什么样？”我大吃一惊，但为了维护哥哥的尊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有一个大鼻子，大得像芒果一样，”十岁的泰勒细声细气地描述，“所以他的名字叫‘芒果’。”
“那只是他的绰号，”莉莎及时补充，“还有，他要来我们家吃晚饭。”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到我家里吃晚饭。我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晚上，一个黑发男人坐在我们家宽大的餐桌旁。他的面部线条柔和，表情很放松，从背面看像是中国男子汉，但从正面看就像古罗马的雕像。当然，他的鼻子的确很大。
“我叫汤姆森，老朋友们叫我芒果汤姆。”他伸出手，我极不情愿地握了握。在他厚硬的大手掌里我的手显得那么小，那么细嫩无力。
“其实我们早就见过，”汤姆说，“当你还是一个小家伙时我到医院看过你。那时你正罩在氧幕里。”
那时我两岁，因为严重的疾病必须罩在氧幕里，还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汤姆继续说，“有一次我去医院拜访你爸爸，还给你带了一个红色的玩具消防车，记得那辆车吗？”
“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我不客气地回答。但事实是我不但记得那辆消防车——光亮的不锈钢车身，有弹性的橡皮轮胎，开起来轻巧极了，那时我还爱它爱得发狂，睡觉都抱着它。金属车身贴着我的面颊，有一种特殊的珐琅气息。
和他比我还是太嫩了
那年春天和夏天，门前台阶上常常响起汤姆的脚步声。一年后，他每晚都出现在我家餐桌上。
“我永远都不会叫他爸爸！”我对妹妹们愤怒地宣告。“妈妈说我们可以叫他老先生，因为他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泰勒告诉我。
“不，哪种叫法我都不干，永远！”我凶巴巴地顶了回去。我的爸爸只能是那个冷漠易怒、已经在天堂待了十年的人。
但我的反对和坚持不过只让他们的婚礼延期了而已。我在哈佛念大三那年，他终于正式进驻我家。
我沮丧地告诉自己：这改变不了什么，现在他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妈妈的第二任丈夫而已，而且是一个洋鬼子的老男人，我不会有其他感觉。
我暑假没事干，想找一份零工来干。也许是通过妈妈他了解到这点，那天回家后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工地那儿有一份活，每小时30美元，如果你想干的话，明天我带你去。”
这真是个好机会，可以讨好家里那个重要的、却讨厌他的男人。我怀着恶意猜测，但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皱着眉头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开车驶进新泽西州早晨和煦的阳光。到了工地，我被分配去卸货——把一大堆冰箱、洗衣机从拖车上搬下来。
回家的路上，汤姆问我：“感觉怎么样？”
“很好。”我随口答道。疲惫让我不想再说话，况且我也不认为他真会感兴趣。
然而他继续问了下去，听我描述一天工作的感受，时不时点点头或摇摇头。很快，他的问题不仅仅限于我的工作了，我甚至被他“套”出了正在和一个新加坡裔女孩约会的消息。
后来我为自己的放松警惕懊恼不已。因为有一天汤姆竟然对我说：“你妈妈说那个女孩棒极了，跟我说说她，好吗？”
我并不以为他是真的想知道，但他的话触动了我心里的某些东西。于是，我们的闲聊又更深了一层。
可是夜里回想我们的谈话时，我更恼羞成怒了：卡尔，你这个蠢货，你果然太嫩了。
谢谢你，老先生
此后汤姆常常叫我一块去打零工，我几乎不会拒绝这些赚外快的好机会。
汤姆干活时总把工具箱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只让我干一些最简单的活儿。看起来他想让我用眼睛和耳朵来学习他的技巧。很快，我学会了开出一份完整详尽的用料清单，并把他需要的工具及时递上。说实话，我俩配合得还真不错。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沮丧地告诉汤姆，由于预算削减我那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丢了。我烦躁地大声发泄：“为什么是我？我不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现在连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也保不住了！”
“即使你没有得到想要的工作，仍然可以干些什么来赚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凝视着车前的玻璃，他告诉了我“芒果汤姆”的由来。
“我的父亲曾经失业，于是在费城的大街小巷叫卖芒果，每次他都把我带在身边。那时我很小，总是挎着一大篮子芒果挨家挨户地兜售。一些朋友的父母也成了我的顾客，他们开始叫我芒果汤姆。”
“父亲卖芒果赚不了多少钱，可当他换了另一份工作时我并不感到高兴，”说到这儿时汤姆加了一句：“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很快乐。”
我终于明白汤姆教我手艺、帮我找零工赚钱的真正含义。学会什么或是赚了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一起。去世的父亲有特有的中国式权威，在他面前我不敢反抗，可是汤姆让我觉得放松。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有些晚，汤姆给我送昨天干活的报酬时发现我在发烧。
“我会叫你妈妈给你做一锅鸡汤，另外，还要我带点什么吗？”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一辆红色玩具消防车怎么样？”
汤姆的表情很复杂，然后他笑了：“当然。”当他把报酬放在床头柜上时，我喃喃自语：“谢谢你……老先生。”
在一起总是最美的
几个星期后，我和汤姆一起去公墓凭吊逝者。他的父母和我的父亲葬在同一块墓地里。
我站在父亲的墓碑前，许久许久没有动。白色的墓碑上刻着我家的中国姓氏。“我们的根在远方的中国，爸爸的遗骨以后会回到中国吗？”我自言自语。爸爸过早去世的最严重后果，是给我留下了无数的迷惑。特别是——他是谁？他爱我吗？
汤姆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了我身边，轻轻地将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上。“你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感激汤姆所做的这一切，有一部分情感在我生命中缺失了很久，现在它补上了。
2011年，汤姆住进了医院。他一直很平静，频繁地手术、化疗、透视，从没有一声抱怨或是丧失对医生和上帝的信心。汤姆老先生总是微笑，“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握着他的手，在脑海里描绘许多年前的那一天。当我还是一个两岁小男孩躺在病床上时，他和父亲也一定是这样透过氧气罩凝视着我，他一定也对父亲说了同样的话。
那天离开时，我忍不住俯下身对他说：“我永远爱你，老爸。你会好起来的。”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以前这是汤姆的工作。我走进地下室找扳手，汤姆的工具箱躺在原地。闭上眼睛我记起了我和老汤姆那些快乐的周六旅途。那些在一起的日子真好。
妈妈挎着一篮衣服静静地走下楼梯，看着我呆立在工具箱前。
“他会回来继续使用它们的，”妈妈说，“当然，汤姆也希望你拥有它们。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快乐。”
这些工具带着老汤姆的气味，“汤姆老爸是一个很好的人，妈妈，我很高兴你嫁给了他。”
这是第一次我承认了老汤姆在妈妈生命中的重要性，幸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