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队里，我总是以悲天悯人的好人形象出现。这要感谢我的制片人和主编们，斩尽杀绝的恶事都由他们出面，我只在编导们彷徨无助时递上一张纸巾，这让他们感觉我亲切无比。其实，我是真正的笑里藏刀。
每次《鲁豫有约》播出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致电我的主编，气急败坏地指出节目的问题。有一阵儿，字幕里总能看到刺眼的错别字，怎么根除？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罚！错一个字，罚1000元人民币。
重罚措施刚一宣布，就有人不幸撞到枪口上。一天我看到有编导把身陷囹圄打成了身陷淋雨，我的火噌地一下蹿得老高，二话不说立刻给制片人曹志雄打电话。等我放下电话火气渐消，这才开始于心不忍，这倒霉的编导会被扣掉1000元钱啊！辛辛苦苦做了半天，节目整体水平也不差，仅仅因为粗心大意错了两个字就被罚得这么惨，真是够背的。
心软归心软，罚起来还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反正我不出面，只是在背后扎针，得罪人的事由我的制片人和主编负责。编导们大概想不到，十个错别字里总有七八个是我发现的。大刀阔斧地狠罚了几次后，错别字渐渐地消失了。
还有件事情我想来总有些后悔。《鲁豫有约》的录制时间总是在下午两点。但最初的半年里，几乎从未准时开始过，我心里一直为此火冒三丈。
一次，化妆师把我的唇彩补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在落地镜前仔仔细细把自己打量了好几回，整场节目的流程当然早就烂熟于心了，我就等着一声令下冲向录制现场。可录制时间竟被推迟了近一个小时。我的化妆间里安静极了，工作人员都躲得远远的，谁都怕被我问到为什么还不开始。
我怒不可遏了。“什么原因？”我咬着牙沉着脸问犹犹豫豫不敢靠近我的制片主任。“编导刚把片子编完，正往这儿赶呢。”我那老实厚道的制片主任颇不情愿地说出了实情，我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外走，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铁门前。铁门敞开着，我就双手叉腰站在水泥台上，眼睛死死盯着台阶下的小路。所有来演播室的人和车都要经过这里。
又过了大约10分钟，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开了过来，停在我的面前。我双手抱在胸前，脸涨得红红地盯着车门。出租车后门迟迟疑疑地打开了，编导抱着一摞带子低头下车，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车旁，六神无主地看着我。我豁出去了，就算有娱乐记者扛着机器在我面前我一样会大声骂人。“为什么迟到？”我脸色难看，声音严厉。
“我在公司编辑现场要放的片子，刚编完。”编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双大眼睛害怕地看着我，眼圈已经红了。
“早干什么去了，这是你昨天晚上就该完成的工作！”我的嗓门不知不觉地扯得很高，脸上的表情想必凶狠极了。“你知道全场有多少观众在等着你吗？你知道所有工种都在等着你吗？”编导不说话，只是一边哗哗地流眼泪一边拼命点头。我呢，边说边发抖，我最痛恨被人逼到墙角，让一向言行得体的我失态失礼。一想到我在同事面前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就此毁于一旦，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我又大喊了5分钟，看看身边静悄悄站了一排的同事说：“开工吧。”
晚上我收工坐车回家，内心涌起一阵深深的内疚。最后，我干脆拨通了下午被我劈头盖脸一顿狠骂的编导的手机，电话一通，那头就呜呜咽咽地掉开了眼泪，我诚诚恳恳地道了歉，这让我好受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