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背着画板走在大街上，见的人都夸她温柔漂亮，有上进心。也有人说她的坏话，太清高，见了熟人只是微笑，故作腼腆地把脑袋一低就过去了，好像多说一句话的愿望都没有。
看着是羞涩，其实骨子里看不起人呢!
说这尖刻话的人是我姑姑，不是亲的，我爸和她以姐弟相称，我们小辈的就姑姑姑姑地叫，跟真的一样。
这些暂且不谈，关键是我妹12岁那年在暑假里参加了文化馆举办的少年美术班。授课的老师是个大学生，我们当地的，考取了北京的中央美院，暑假回家探亲，顺便搞个班赚点外快，同时为乡亲们做点好事。文化馆赶着暑假刚到，就贴出了大红纸书写的招生启事。一个班只收30名学生，老师说收多了虽说能多创造点利润，但是对学生是不负责任的。我妈眼疾手快，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奔出裁缝店，冲向文化馆，为我妹报了名。
我妹作为一名工人子弟之所以能够荣幸地小资一把，主要是我妈常年累月地为县城里达官贵人的太太制作衣服，耳濡目染来一些高贵的现代生活方式，比如初夏一定会带上学徒买些好吃的，前往西大桥那边的野生树林踏青；再比如在傍晚的时候穿上我姐的泳衣到额尔齐斯河里游泳。总之她希望老三——就是我妹——能够培养出一点高贵的气质来。我妈也想过金钱和地位的关系问题，一个人再有钱，如果没有社会地位，那他只是一个小个体户，人家还是瞧不起。我和我姐已长得人高马大，和她一样喜欢大声吵架，她便不抱什么希望，而把所有美妙的梦想都寄托给了温柔纤细的老三。
老三背着草绿色的布面画板上路了。我们还在大睡懒觉的时候，她已经端坐在文化馆的课堂里专心听讲，笨拙地绘画。她的画实在一般了些，但对于外行的我们还是充满着惊讶与好奇。
面对我们的惊讶，她只微微一笑，即掩了画板干别的去了。
她干什么去了?她新买了一个日记本，带锁的那种。她只要想买什么都能说服我妈给她掏钱。她用一只纯蓝色墨水的钢笔在上面书写，写好了就把本子锁起来，放在抽屉里。我们趁她不在的时候摇了摇那锁，从笔记本的边缘往里望望，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老三和巷子里的孩子们都喜欢蹲在地上，用一根细小的树枝画画。他们最常画的是古代美女的头像，一定是瓜子脸，双眼皮的大眼睛，高高的发髻盘绕在头上，再斜斜地插一支吊着珍珠的簪子。
画得不满意了，就用手把画抹了，平整好土地，再画一张。
老三有了画板就不大愿意蹲在地上画千篇一律的美女脑袋了，提议去西大桥写一次生。写生的意境多美啊，坐在河岸的石堤上，画板就支在膝盖上，目光遥遥地注视着河那边的树林，起伏而迷蒙的蓝色山脉，笔刷刷地轻轻扫过洁白的画纸。谁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场景中来呢?
已经计划好了，每人骑一辆单车，实在找不到车子的就坐在后座上。还要到凉皮店买几份凉皮，带到河岸吃。
你们一帮小屁孩，我才不去呢，我们大学生勤工俭学的事都忙不过来!
我家老大先表态了。老大已经是大学生了，在省城读书。她一回到县城就很忙，忙着各种各样的同学聚会，或者钓鱼，或者野炊，或者参加舞会。她还告诉老三美术班的老师就是她的高中同学，是他们那一届最有出息的。老三眨巴几下眼睛，使劲地看了看老大，也不多问什么，好像这位老师根本就不值得她去关注似的。
她不去，你一定得去。老三命令我说。
我立刻表示服从。
老三选了个他们班不上课的日子去树林。她说他们老师给他们放了假。
老大不知从哪里整来了一卡车麻黄草，好像是她的老同学从山里收来的，如果拉到市上的中药厂一卖，他们就能赚上一笔。现在的问题就是货钱已经垫付了，如果卖不掉，他们就亏大了。反正不管怎么样，老大和她的几个老同学搭上了卡车就走。这些同学中就有老三的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和老大挤在驾驶室里有说有笑，一路高唱着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向市中药厂奔去。
那是个安静的傍晚，我陪着老三画了一天画，吃完了凉皮和带去的其他所有食物，面色困乏地骑上单车回家。家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院子里人来人往。老大正接着压井里流出的水洗西红柿，招呼着她的老同学吃这吃那。
老三的美术老师也在其中，正在洗脸，白色的衬衫上沾着几根草。老大放下西红柿跑上前给他拍打。有人吹起了口哨，坏坏地笑，老大对着空气翻着白眼大声回敬一句：讨厌!
老三走进院门没有和她的美术老师打招呼，只是冷冷地提着画板进了自己的屋子。她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翻开空白的一页，手里拿着笔，直愣愣地坐着，一动不动……
老三画了一幅风景画，画的是额尔齐斯河，河两岸是茂密的红柳林，月亮很圆很静很萧瑟。
老三本想把这幅画送给美术老师做纪念，但是画一直夹在画板里。草绿色的画板随着美术班的结业被搁置在一边，偶尔打开，便可以看见那轮悬在半空中的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