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北大荒总是个牵挂｡这些年不断有知青回访北大荒,寻找那片曾洒下过自己青春的汗水和泪水的土地,寻访曾结下深厚友情的父老乡亲｡已经离开自己当年插队的地方——黑河三十多年的上海女知青陈宜芳,又回到了那片深情的土地,她要寻找的却是她自己的一口棺材!
1969年5月,十七岁的上海小姑娘陈宜芳跋山涉水来到了罕达气公社插队｡临行前姐姐对她说:“咱家出身不好,你个子又小,如果有谁欺负你,咬着牙也要还手,绝不能让他小瞧你!”可是她并没有受欺负,她真诚的微笑,勤恳的劳动,受到山里人的欢迎｡他们都说:“小陈是个好孩子!”
不到一年,队里把她评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抽调到乡供销社当营业员,那可是“重要岗位”｡1973年,她还参加了到大兴安岭扑灭山火的战斗｡
这时巨大的灾难向她袭来｡陈宜芳回忆——“没想到扑完火回到供销社十天后,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体温高烧到四十摄氏度｡到第七天,连拿水杯的力气都没有了｡除了两只眼睛,七窍中的五窍都向外冒血!整整七天没有小便……”
死神正在向陈宜芳逼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马上拿来担架,要把她抬到卫生院｡这时途经此地的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一看她浑身的粉红色的“痱子”,紧张地说:“这些都是出血点,她肯定得了出血热｡赶紧送卫生院,隔离抢救｡”
当陈宜芳被抬进乡卫生院时,她的血压是零,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说:“现在看,她死亡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你们快通知她的家长来见最后一面吧!”这时围在她床前的乡亲们都流下了眼泪……“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救活她!”公社党委书记罗洪坚定地对医生说:“这个女孩子是黑五类子女,按照规定,她就是死了,家长也不能来看｡公社就是她的家,决不能就这么看着这样的孩子死了!”说着他的眼里也流出了泪｡
“在昏迷中,医生的话和罗书记的话我都听到了｡”陈宜芳说,“我当时拼命地喊,我不能死!我挣扎着站起身,下了地,硬是向供销社的宿舍走去,一路上,老乡们赶上来搀扶我,眼里都闪着泪花｡我换上妈妈在我下乡时给我买的最漂亮的粉红色的毛衣,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希望在梦中,和我日思夜想的亲人见面､告别……朦胧中,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九天之后,我躺在一百公里外的黑河县城医院的抢救室里｡我的身旁站着不停地轮换着为我输血的小伙子们!”
原来就在小陈昏迷的时候,罗洪下了决心:“不能让孩子在这儿等死,赶快往黑河医院送!”他派出了公社唯一的一台吉普车,安排最好的医生跟车,又马上向黑河县医院告急,请他们派出救护车和医生,尽快接应!吉普车出发的时候,乡亲们围在车前,含泪祈祷她平安归来!
县医院在抢救陈宜芳的同时,罗书记在乡里做了最坏的准备｡他张罗着她的后事｡“孩子的父母不能送她了,我们给孩子做口最好的棺材吧!”据白乡长回忆,罗洪给小陈准备棺材还有另外的考虑,当地有个风俗:在亲人病危的时候,给他准备寿衣和寿材“冲一下”,病人有可能转危为安｡虽然罗书记并不相信这一说,但也要尽这一份心意｡
听说罗书记要给知青准备棺材,六十八岁的冯大爷找上门来,冯大爷说:“这些孩子不容易,这姑娘死得太可怜了,我的寿材就送给她吧!”依当地的风俗,普通的棺材帮要三寸厚,天要五寸厚;然而老乡们连夜给小陈打了一口五寸帮､七寸天的最高规格的大棺材,只有有声望的老人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打好棺材后,乡里选了十六个健壮的小伙子,准备抬棺材,他们一直守候在她的宿舍里｡
上苍终于被朴实的乡亲们感动了｡“半个月后,我从阎王爷那里回到了人间,从黑河医院回到了罕达气——我熟悉的人民公社,我的家｡”陈宜芳说,“那个小镇不过一百来户老乡,可是我回来的那一天,整条街上挤满了人｡大家的眼里依然充满着泪花｡走进我熟悉的宿舍,一眼就看到了院里的那口大红棺材,我哭了……老乡赶紧用苫布盖上了｡进了屋,我看见我的屋里堆满了鸡蛋｡这时我已是满脸的泪水了!”
为了彻底治好陈宜芳的病,半个月后,罗洪书记亲自把她送回了上海｡听说,为了感谢上海的医生,罕达气的乡亲送给了上海五吨珍贵的野黄芪｡那是乡亲们在山里一棵一棵采来的｡五吨野山芪,那要费多少工夫!山里的人心眼儿就这么实在啊!
2004年的8月,陈宜芳又走进了大山中的罕达气,拜谢了冯家两个女儿,她得知当年为她准备的那口棺材在八年前给冯大爷享用了,她郑重地站在这位可敬的老人坟前,深深地鞠躬｡她的心里默默地感念冯大爷,感念罗洪书记,感念所有关爱过他们的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