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苏青，这个上海沦陷时期的女子，曾和张爱玲“珠联璧合”，红极一时，被誉为“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她是从上海里弄的洋房里走出来的，也算出身书香门第，十九岁，考进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十岁时，便奉家长之命退学与同乡李钦后结婚。
这期间没有波澜，没有迷离，甚至连大学时的那一次动情，结局也是软弱不堪的。《结婚十年》里，应其民知道她有了未婚夫，唯一过激的反应是将一枝三颗的樱桃摘去最小的那一颗，然后把连理的两颗递给她，伤心地说：原来我是多余的。她也没有想过要打破什么包办婚姻的桎梏，也没法安慰他，两个人就这样哭了一场就算了。
或许没有向丈夫要家用时挨的一耳光，她也不会卖文谋生，继而走上了文学之路。张爱玲这样看她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靠，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高高兴兴。”
于是，一个女人的十年，放弃，争取，煎熬，夹杂在那些是是非非之中。就这么一笔勾销。而她的人生，由此分界，“我要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接着出现了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三年间印了18版的《结婚十年》。那“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谈及性问题亦不避讳，直接得近乎刻薄，为她赢得了“大胆女作家”的“美名”。
后来，她的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文人。他们欣赏她，引她为红颜知己，和她谈文学人生，“结果终不免一别。他们别开我，就回家休息了……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她希冀真爱、承诺、温柔的归属。可是他们不给她。于是她“悔恨交并”，可她仍要他们，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有一颗亦舒说的那种“丢在泥淖里还是啪啪跳动、淌着血”的心。
然而，她终究只是操着铿锵的宁波话，有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的小异。
她是泼辣的，和小姑杏英的明争暗斗中，从来都是不肯谦让，东西摔得当当响。真实的，买小菜如何在收摊时去买便宜货，如何留着沙利文糖果盒子为了以后送人。坚韧的，上海战乱的时候，只身带着刚出生几天的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苦候了一天，为了回到丈夫身边。精明的，替她出书的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书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
难怪胡兰成要说她，是“世俗的、没有禁忌的”。
她像白开水一样，俗得清楚透彻，俗得琐碎，泥泞，遇到不平，火一般的跳将起来，声声辩解，遇到灾难，也倾力于纸上挥洒。并在两性斗争中，冒冒失失地喊一句，我敢说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绝不比她需要月经期的休息权更深切……如此一句，在被淹没了的无数的喊呼声中，在那个时代，因老实和有体会而显得越发声嘶力竭。
她的一生，似乎总在水中扑腾——为了孩子，她放弃了再婚的可能，没有找到那一个安慰她的人，倒是许多人等着她安慰，帮衬：孩子、母亲、妹妹、近房远房的亲戚……对他们的所求她都尽力而为。做一个红泥小火炉，为别人暖意盎然，她，心甘情愿。
而她最终，什么也没有抓住，甚至死前想找一本自己写的书来看都不能!死后被安静地火化，骨灰也于三年后被亲属出国时带走，远渡重洋。
这是怎样的凄凉与悲情，然而，庐隐那句何处是归程，在她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因她，在一篇名叫《归宿》的文章中，早就说过——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