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很赞成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同时也感慨，没有话语权，每个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其实都是弱者。对自主招生联考政策有意见的沪上学生和家长都是有上海户籍的，他们在自主招生政策上呼吁听取意见，做到公平。如果能推此及彼就会想到，此时此景中的他们和正在争取平等考试权的进城务工人员处境很是相似——进城务工人员也苦于自己的意见得不到表达，努力争取平等权利的少女占海特一家现在就身处困境。
每个人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错，但大家要意识到，教育平权是惠及每个人的最终选择。在高考公平问题上，北京人和上海人出于现实利益，不愿意开放异地高考，可他们没有想到，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招生录取方式极有可能让自己的子孙也深受其害。比如，一个上海人到北京去工作、生活，孩子出生在北京，按照现在的政策，其子女在北京也不能参加高考，必须回到上海。
而要推进教育平权，就要建立将民意纳入教育决策的基本机制。在自主招生政策的制订中，应该充分听取民意。同样，在开放异地高考问题上，也应该听取各方意见，对如何开放达成共识。只有建立这样的机制，大家的意见才会得到表达、尊重。不然，在某个议题中貌似强势的群体，在另一个议题中就极有可能是弱势。这不仅对受教育者群体如此，对教育者、办学者、教育管理者群体来说也是如此。相对受教育者来说，教育者群体更强势，可在评价、考核方面，他们同样没有话语权，需要被行政力量支配;相对于教育者来说，办学者处于强势地位，可对于行政部门而言，给办学者的自主空间又极为狭窄……这就是教育系统中各个层次的教育人都不断抱怨，觉得自己很弱势的原因。
其实，只有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是不难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拿异地高考来说，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通过开放高考报名条件的方式推进异地高考，必然会引发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形象点说，本地户籍人口会认为这是外来人员抢自己碗里的“蛋糕”。而如果推进高考改革，打破现在的高考录取框架，实行高校自主招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一方面，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从转变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格局角度看，对于所有受教育者都有利。如果能建立多元的高考评价、选拔体系，引导基础教育进行个性、多元化教育，我国教育将走出单一的应试模式困境，也让受教育者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国内重点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也会改变各地的高考利益格局。如果北京、上海户籍人口认为上海、北京学生素质高，那么，完全可以在新的自主招生体系中也获得优势，而这种优势将更具说服力——不是靠高考录取指标多而获得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而是在新的平等的多元评价体系中，获得更好的评价而被录取。
再者，在自主招生多元评价体系中，为校正不同地区的教育差异，通常会有地区教育因素、家庭因素指标，全国各地考生可在任何地方报考，而招生学校将视学生的学籍所在地，给予教育薄弱地区学生一定的加分评价，甚至会面向薄弱地区单列一定的招生数。针对这种情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求学，可以城市学籍参加统一测试，申请大学自主招生，但他们能否被录取，取决于自身的综合素质，相比家乡学生，在新的录取体系中，不一定就有优势。
从某种程度说，异地高考问题和当前自主招生联考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教育部门放权，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异地高考问题得到解决，而联考也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变异了。
不听取民意，只有政府部门拍脑袋决策，这必然带来三方面问题：一是政策制订极为随意，我国联考政策一年一个样，就是因这一决策机制所致，如果有必须听取民意，将民意纳入决策的机制，政策不可能变化这么快。二是政策只体现行政部门的意图，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意见被漠视，很多政策一出台就遭遇质疑。三是无法表达意见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群体陷入彼此“掐架”中。一项政策，总归会有得利者，也有不利者，于是得利的一方，和不利的一方，就打起口水战。而在热闹的口水战中，大家似乎忘了，这次的得利者，下次可能是受损者，造成受损的原因，不在于这次的得利者，而是作为决策者、处于强势的行政部门。
要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切实的维护，就必须赋予他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当每个公民都有了这样的权利，才会减少不公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每个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这些权利，不要对他人遭遇的不公幸灾乐祸，要知道，决策机制不变，类似的不公转眼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非户籍高三生去留难定
北京房山琉璃河中学，高三学生林何参加明年高考的希望就要破灭了。这个月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开始网上报名，林何等本校的六七个外地高三生都报了名，结果被学校要求删除，林何没有理会。
他不理解，从小在北京长大，和同学一样地读小学、初中。因为父亲是北京户籍，他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进入高中;但到了高考，因为他的户籍跟随母亲在四川广元，除了去到那个陌生的“故乡”参加高考，他就没有办法在国内读大学。
12月6日，林何和18中等多所学校的8个高三学生在海淀区的一处咖啡馆见面，等待来跟他们分析政策动向的北大教授张千帆。随后9个学生中的5个，用摄影记者的相机录制了一段视频。7分多钟的视频最后取名《异地高考，我有话说》，上传到林何等的新浪和腾讯微博，他们面对公众讲述自己的经历，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9年，林何从良乡二中毕业后曾听从校长的建议回到四川读高一。“县中里上课讲四川话，教材也感觉比北京的难”，母亲何青容在校门口租了房子带林何一起生活，他还是难以适应，一个学期后，何青容也病了，母子俩只能于2010年回京。
回京后，林何进高中紧张备考，何青容则加入了为随迁子女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家长们的洪流。她每周四去教育部或北京市教委申诉，参加家长们的讨论会，虽然不会上网，也密切地追踪家长们的各种活动。她相信这样做有用，“北京小升初的政策，不也是家长们推动出台的吗”?
8月31日，国务院发通知要求各地在今年年底前出台异地中高考的具体办法。“今年的高三学生到底怎么办?”10月25日，外地家长们向北京市教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尽快公开就读地中高考办法的研究情况和实施时间。11月15日，北京市教委公开答复随迁子女家长称，“研究起草的北京异地高考方案经市委、市政府会议审定后原则上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
“这给了外地家长错误的希望。”“跳舞”说。11月21日晚发布的高考报名通知，落款日期是11月6日，其中没有涉及外地高三学生的报名办法，12月1日开始的网上报名也没有解释。家长们询问北京市教委为何不及早发布准确的信息?得到的解释是10月23日，北京市教委网站最下面的高考报名答问中，告知一名高三外地学生的家长“没有政策出台，尽快回原籍考试，以免耽误孩子”。
12月5日，北京高考网上报名结束。离北京市教委承诺的年底出台政策时间也所剩无几，林何等仍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
争取到小升初同城待遇
2009年，“胡杨”从新疆电厂辞职，带着孩子军军投奔在北京做医疗器械生意的丈夫。那时北京的小升初还没有向外地户籍学生开放，他们一家都是上海户籍，该读六年级的军军未来在北京升初中困难，“胡杨”就带着军军回去上海读初一。
在上海的初中读了一个月之后，温州来京的家长章冬翠打电话给“胡杨”，劝她回京，“小升初的问题可以解决”。考虑到不用两地分居，“胡杨”真的带孩子回了北京。但当她真的见到了章冬翠之后，觉得“靠指着鼻子骂官员的农妇去改变政策是不可能的”。
她这时还不知道“社会运动”这些词，通过关系认识了一家法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之后，她想的也是“依靠他帮助找学校，没想过要为别人”。
此时鼎晖创业投资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王功权的孩子也面临着外地户籍高考的问题，他和法律学者提出应该发起家长参与的社会运动，“3年内在北京解决外来人口的小升初和中高考问题”。为此他们和家长还捐款3万元设立了行动捐款账户。
2010年3月，“胡杨”、章冬翠和志愿者严野，开始一个星期两次跑海淀区和北京市教委，要求解决小升初的问题。为了给教委施压，他们在学者的建议下已开始征集家长签名。跟着一位海淀区人大代表，家长第二次才得以进入海淀区教委。第三次去时办公室主任才答复他们，“小升初，海淀区没有政策”，让去找北京市教委。
“胡杨”等一到北京市教委就被让到了信访办。十几位家长和媒体记者几次之后见到了教委的一位处长，对方答复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里没有关于覆盖非户籍生的规定。家长们摆出《义务教育法》第12条，要求北京市教委将国家政策写入文件，明确当地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就依法起诉。
3月下旬，“胡杨”等十几位家长和媒体再赴北京市教委时，这位处长告知他们“政策已经写入了”。于是3月底家长们开始转移到海淀区教委，要求落实北京市教委的这个政策。区教委主任第一次出来见了家长，答复政策不可能执行，“外地孩子这么多，我们中学的资源很有限”。家长们再次用“依法起诉”倒逼。
4月底，“胡杨”的女儿回来说学校发了小升初信息表，自己不能填报。到5月底，女儿的小升初信息表可以填报了，学校通知非京籍家长去开会，会上告知小升初本市户籍学生优先派位，若派满了学区内的外地户籍学生就在相对较远的3所学校派位。
推动海淀区落实小升初同城待遇的成功，让家长们极受鼓舞，“更多家长寻找组织，网站和Q Q群开始筹建，下半年家长的签名也过万了，在媒体上引起轰动”。“胡杨”说。
2005年带着儿子从河南郑州迁居北京、投奔丈夫的“跳舞”，供职于北京一家财经媒体，此时也开始加入请愿团线下的家长会等活动。
家长行动网络成形
非户籍生小升初同城待遇解决后，2010年6月，6位家长开始第一次去教育部走访，推动异地中高考问题的政策启动。“从有意识到行动很难。”“跳舞”说，观察了半年后，她才第一次跟着家长们去了教育部。“去了也不知道跟谁谈，说什么。”
她记得有一天，20多位外地家长在一天的时间里在教育部、市教委、市信访办和市政府的信访窗口来回奔波，坐公交车、倒地铁，沿着河堤排着队三三两两地走着的都是人到中年的家长，十分感慨。
最后家长们都发现，只有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信访办才是“唯一能接收家长的资料、说两句再被打发走”的地方。8月底国务院发通知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异地中高考政策后，他们从每月最后一个周四赴教育部，改为每周四去北京市教委，在媒体的关注下，把这两地变成了一个申诉的舞台，穿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的白色T恤，踩爆“我要高考”的黄色气球，“两会”前要求和袁贵仁部长对话，办行动历程回顾展，申请信息公开……
今年以来，这个“舞台”也渐渐成为京籍和非京籍人士对峙的“战场”。7月5日这天，教育部门前开始出现第一个来和外地家长对峙的北京市民。10月11日，北京市教委门前来了七八个拍照和骂“滚出去”的北京市民。10月18日，30多位北京市民阻挠请愿方的志愿者打开摄像机，周围居民录下了这段冲突升级的8分钟视频。11月29日，来到市教委门前的50多位市民与家长团发生肢体冲突，“他们还故意在垃圾桶里放火，把消防车叫去了”。“一生”澄清“这些前来挑衅的大多是北京的年轻市民，并非京籍家长”。
为了壮大力量，请愿团四处征集外地家长签名。“胡杨”等跑海龙大厦、五道口、金五星市场、蓝岛丽家家居城、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甚至直接去外地孩子多的学校等家长。如今，包括网络已经征集到10万签名。
2011年3月和5月，他们还在学者、N G O的支持下召开小升初和异地中高考政策的研讨会。张千帆等北大清华的宪法学者、陈丹青、冰心的女儿吴青等都是座上宾。这年10月，他们甚至召开了“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民间方案”的新闻发布会。“尽管每一次活动的场地都被迫频繁变换。”
家长们的“成长”
“跳舞”第一次去参加研讨会时，还不太能听懂学者们所说的权利，记得有一位学者说“家长们这么做是以卵击石”，她还很不高兴，“依赖专家和媒体来当救星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家长们作为一个弱势的命运共同体，最终只能依靠自己”。
2010年底，家长们在法律学者的动议下开始游说全国人大代表。网上搜集他们的邮箱地址，给他们邮寄了100多本家长签名册，留下电话的“胡杨”只收到了3个回复。他们联系每年呼吁放开北京“绿卡”的茶企董事、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约见了他的夫人、北京市人大代表朱丽莉。2011年北京“两会”，朱丽莉后来顶着压力联名十几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
今年全国“两会”，“游说人大代表的影响力一下子爆发”。家长们事先搜集了4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联系方式，快递出2494份议案提案资料，并在“两会”期间广泛联络媒体报道家长案例。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教育部的“高考方案”“上半年”就会出来。
去年11月17日，腾讯网《记录》栏目跟拍了非京籍家长张建党和天津家长赴教育部请愿的视频，并推到了新闻首页。“原来不足20个Q Q群，一个月增加到50多个Q Q群。”“一生”说。
2011年7月，从内蒙古包头来京的IT从业者杜国旺(“一生”)，加入并成为家长行动网络的核心成员，召集家长开会策划行动和讨论分工，到这年底，形成了“胡杨”总体协调、“一生”联络学者、“跳舞”联络媒体，“游子”统筹各区联络人的工作团队，并对各区团队做了层级化分工。
“跳舞”觉得自己和“胡杨”、“一生”的不同在于，“我不是斗士，只要我的孩子的中高考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会再参加行动”。她的儿子今年在北京读初一，“如果政策不达标，明年我们会送他回郑州，进寄宿制学校，或者我辞职回去带他”。
做过中小学老师的“一生”则制定了一个“从推动教育公平，到推动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的系列计划。但如果孩子不能在国内参加高考，“我会卖了房子让他出国，北京对我则没有任何留恋，会考虑换一个城市居住”。
山东家长“桃源”的孩子已经回到家乡读大一了，关键时刻她还是会站出来参与北京外来家长的行动。“我们争取的是做人的尊严，不能让别人的孩子重蹈覆辙。”她说。
“依赖专家和媒体来当救星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家长们作为一个弱势的命运共同体，最终只能依靠自己”
———家长团成员“跳舞”，她2005年带着儿子从河南郑州迁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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