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散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擅长连类例比，以比喻的手法说理论证。
这可以说是一大优点，因为用这个方法，可以把道理说得浅显明了，而譬喻之生动形象，更便于人接受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却又是一个大毛病，即容易造成逻辑混乱，貌似喻义精当，实则引喻失当，表面上论辩得环环相扣，根本上却毫无联系乃至偷换概念。
比如这篇属于先秦诸子散文的《非攻》(苏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就具备这个鲜明的特点。在此，我不打算分析它怎么生动形象，怎么易于理解，只分析一下其逻辑上的问题。
在对“不义”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墨子所采用的即是连类例比的方法，并且从小到大层层推进：一人入园圃窃桃李，因其亏人以自利，故众人非之，为政者得则罚之;进而，攘人犬豕鸡豚者，亏人愈多，不义亦甚，罪则益厚;至于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至于杀无辜之人，拖其衣裘取其戈剑者，理则据此自明，不必多论了。
阐述“不义”之行的罪与罚，至此，逻辑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可是接下来，逻辑上便有了漏洞，却并不容易为人所察觉，但是，只要运用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分析一下，就会十分明显。
先看文本，在列举并分析以上“不义”之行后，墨子总结道：“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紧接着，话锋一转：“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这种转折很容易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思绪上会觉得豁然开朗。而实际上，墨子先是偷换了概念，把偷鸡摸狗、杀人越货、攻城略地这些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的行为，定性为一，等量齐观，混淆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同一化，只为了能够推论出自己的观点;继之，又以个别代替全体，一个“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就以假设之辞造出了一个假想敌，迅速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开始了大义凛然的质问：“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自先秦以降，这种以比喻代替说理的思维习惯，逐渐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越是后来，这种比喻夸张的说理方式越是运用得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无论是《庄子》、《韩非子》还是《孟子》，更无论是韩愈、柳宗元还是欧阳修、苏轼，乃至直到鲁迅，也最擅长使用“比喻论证”的手法写杂文……真是一以喜一以悲。
以比喻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其实是一种幼稚的方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证。如果不把道理打个比方，不用浅白形象的方式说出来，我们就不愿意甚至不能够接受理解，这只能说明我们思维力的不足。我们越来越懒于思考，越来越流于表面，越来越倾向于投机取巧，以浅俗热闹而哗众取宠，非但没有多少自省自察，反而乐此不疲引以为傲。掩卷思之，可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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