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优雅，保持喜欢
在小津格朗先生出现之前，我以为《刺猬的优雅》(【法】妙莉叶·芭贝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仅仅是一本独特的意识流小说。两个女人——准确地说，是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带着法式的细致、冷静、啰嗦和优雅，各自讲述她们所看到的世界。法国的媒体将《刺猬的优雅》与杜拉斯的《情人》相提并论，似乎也没有比性。与杜拉斯的冷酷、蛮横和彻底的文学化姿态相比，妙莉叶·芭贝里更像一个学者型的文化批评家，在浅显的文字中显示出思想的棱角，在文学的色彩和理论的枝脉之间蛇一样自由地游走。她的有趣之处在于将所有的智慧与洞见都赋予给了两个弱势女性：一个年老色衰的门房勒妮和一个乖僻的富家小女孩帕洛玛。
勒妮和帕洛玛住在同一幢高档公寓里，像两个隐喻。勒妮是“寡居、矮小、丑陋、肥胖”、“平庸而微不足道”的老太，努力扮演着一个外貌丑陋脾气暴躁品味低下的门房角色，以遮掩自己内心高雅的品味和广博的见识。她有一套完整的学术与价值体系，读马克思、康德、费尔巴哈，深谙现象学，热爱电影和托尔斯泰，喜欢园艺和品茶，对艺术和人生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见解——她身居陋室而心怀天下，虽谈笑无鸿儒，却往来也无白丁，她自给自足，自得其乐，隐居于繁华的巴黎都市，冷眼旁观律师、外交官、美食评论家、国会议员等各类精英的嘴脸，恍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再现。帕洛玛让人想起吕克·贝松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玛蒂尔达，冷冷的，酷酷的，因为聪慧，过早看透人生世事，她一边写着名为“世界运动日志”和“深刻思想”的日记，一边计划着在某一天自杀并纵火烧毁自己豪华而虚伪的家。勒妮和帕洛玛像两面镜子，由内而外地映照着巴黎精英社会的虚假、冷漠、愚蠢与荒诞。
可妙莉叶·芭贝里的重心压根儿不在故事。她热衷于用美学的、哲学的、艺术的真知灼见武装笔下两个人物，使她们深得优雅与美的真昧。按理说，文学类的畅销书，似乎都该具备某种套路，比如题材要么魔幻要么穿越，情节要么悬疑要么情色，主题要么自然要么探险，其中最重要的核心便是故事。《刺猬的优雅》里，故事几乎只是个单薄的影子，衬托着两个主要人物的厚重思想，显得不堪重负。阅读的过程中，你甚至觉得作为小说它是失衡的，至少是不讲究的，经不起推敲的，但是无疑，它又是好看的。因为它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在我看来，作者之所以赋予勒妮和帕洛玛深邃的思想与广博的趣味，其实只是为了等待小津格朗先生的到来。换句话说，妙莉叶·芭贝里写作《刺猬的优雅》，目的是为了向东方文化表达敬意，向日本文化中神秘而独特的优雅致敬。
类似的描写随时发生，一场雨，一份礼物，一段音乐，一束光，一句话都可能成为触发点，并放大为行文的核心。事实上，《刺猬的优雅》读到最后，已经不能当小说看了。情节变得无足轻重，虽然作者为勒妮和小津设置了一段黄昏跨国恋，但也草草结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隐喻——与40多年前罗兰·巴特写《符号帝国》时相比，妙莉叶·芭贝里致敬日本文化的方式由远观变成了近距离的把玩、享受与交流，所以在我看来，勒妮与小津的相遇其实是法式优雅与日式优雅的一次交汇。这场缘分的前提便是美与艺术。勒妮长年与世隔绝般过着静思默读的生活，支撑她的力量就在于拥有“无欲之快乐，无限之存在，无意愿之美”，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修养，是贫困与孤独都奈何不了的美与优雅;帕洛玛寻寻觅觅，她想要追求的也是“存在于世间的美，那是在生活的动作行为所呈现出来的并且能够提高我们精神境界的事物”;而小津，他(www.zk168.com.cn)一出场就是美、优雅和礼仪的化身，在他身上，糅合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他的家，他的穿戴举止，无不代表美的本质，那就是——“超越时间的恰当感”。所以，小津、勒妮和帕洛玛之间心领神会，天然默契，说到底，东方和西方若能实现真正的沟通，唯一的通道大概就是审美了。
妙莉叶·芭贝里抓住日本文化中的美与情感，赋予其文学的气质和思想的光芒，她全神贯注，热情焕发，试图从各种细节上挖掘深层的文化涵义、审美本质和人生态度，并回过头来对西方的文化与传统投以怀疑和冷嘲。当然，她的阐释也免不了也给人似是而非和夸张之感。比如她觉得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宗方姐妹》触及了西方人无法逃脱而只有日本文化才能才能够解释清楚的事实，“寺院青苔上的山茶花，青花瓷杯，这转瞬即逝的激情中所绽放出的纯洁的魅力，不就是我们所渴望的吗?属于西方文明的我们永远无法触及吗?在人生的潮起潮落中仰慕永恒。”
西方人阐释东方，胡愈之说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具有客观的无利害的态度，第二必须具有抒情诗人的同情的心。类似的话，歌德似也说过——作品的价值大小，要看它所唤起的热情的浓薄。这或许可以拿来解释《刺猬的优雅》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它值得我们喜欢的，就在于妙丽叶·芭贝里，她对于美、艺术和人生，始终是一个强烈的热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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