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政策之变
世易时移，变革宜矣。2013年，中国的内外战略都将面临重大调整，思路需要明辨。换届之后，主观和客观，改革已到窗口期；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可望成为更重要目标，相应的，需要在严控房地产投机前提下，提高失业容忍度，允许适度的风险暴露。
政府角色
首要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降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或者说，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需要重新定位？融资平台已经集中体现了地方政府主导投资型增长的问题。如前述，地方政府分权和GDP竞赛的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并已经开始。另一方面，大国博弈的新形势也需要中央集权。系统性的逐渐降低地方政府投资增长中的作用，代之以降低整体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竞争施加持续的约束，减弱廉价竞争和恶性竞争，缓解对私人部门的挤压；地方融资平台不会有方向性的政策变化；持续增加地方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均等化分配的职责，由基建财政(支出)和房地产财政(收入)向公共财政转型；对地方政府的财税权，地方政府的负债难有实质扩张，新增地方税种和税收分成以完成基本职能的履行；国债而不是地方政府债才是债券市场扩容的方向。
分配改革
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体现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广州和北京的两个代表性建筑“小蛮腰”和“中国尊”为例，可能中国未来十年的分配结构都是这两个建筑所预言的，两头大而中间小——既得利益难以真实让利，中底层收入居民需要提供更多保障以收获民意，代价则是中间阶层的削弱。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既缺乏稳定性，持续性，也缺乏效率。
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选择市场化道路的初期曾经引起重视，但是后来讨论渐少。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是1998年以来的房地产商品化(实际上是房地产资本化)对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是培育了中产阶级、增加了居民财产性收入，还是促进了收入和财产分配的集中？我们认为，可能是后者。快速房地产资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由于缺乏对产权的保护和市场化程度不够，而不是市场化程度太高或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这个过程成为一个对中产阶级特别是城市新增居民的成本转嫁过程，十年的房地产资本化——重新定价和价格持续上涨，制造了一个财富膨胀的幻觉，而减弱了相对贫困化的事实的印象。房地产调控已经成为一个收入分配政策。目前的政策，并不是要刺破泡沫，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是以消费需求去做实泡沫，化解潜在的风险，避免未来的危机可能。这是一个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分配政策取向。
结构调整
转型中的结构调整，一是支出结构的调整，投资经济向消费经济的转变，可能难以实现，一方面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另一方面来自大国崛起和内外压力之下，需要回归和做强制造业；消费还是靠两端消费的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具有出于经济转型意图的轻资产特性，另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两端而不是基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第三产业。
结构调整之二是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变，这是需要并可能实现的。这会伴随在外向经济中比例较高的私人部门的深幅调整和转移，空间和调整的动力留给中央，引领回归和强化第二产业；由此推论产业类央企的力量将得到加强而不是弱化，央企可以绕过地方与民企直接对接。
投资的中枢下移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未雨绸缪的经济前景；十二五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转型预备；名义经济增速下移和投资消费结构变化并不特别显著；投资增速低于十一五，但还在相对高位。
经济结构调整中值得重视的是分工的变化：一种可能性情形是，中央主导第二产业，并加强产业集中，地方在维稳责任和角色转变中着力两端为主的服务业。金融权力适度下放给地方再到私人，作为进一步的房地产资本化的分配权和收益权上收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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