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有许多崇尚植树造林的趣闻佳话，至今仍广为流传，激励后人。
庆功栽杨
远在西周时期，“常胜大将军”沙俊其，每打一次胜仗后，都要命令全军将士在沙场上“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从此，这种庆功栽种杨树伴随着这位用兵如神的将军，遍种崇山峻岭
生儿育树
《齐民要术》记载，生儿育女，要给每个婴儿栽20棵树。等到结婚年龄，树就可以做车轱辘，按一棵树可以做三副轱辘、一副值三疋绢计算，20棵树共值180疋绢，够结婚费用。为婴儿植树，是当时盛行的风俗。直到现在，贵州的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为出生子女种“女儿杉”的习惯。
治病种杏
三国东吴名医董奉，医术精湛，济贫善施，为人治病不收财礼。只要求治好一个轻病人，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病人，种5株杏树。天长日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10余万株杏树，人称“董林杏仙”。后来，每当杏子成熟，董奉把它换成粮食，赈济穷人。这就是历代传为美谈的“杏林佳话”。从此，“杏林”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
思乡植柳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因此，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现在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写诗护树
爱国名将冯玉祥爱树如命，曾在军中立下护树军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栽十棵”。他驻兵北京，率领官兵广植树木，被誉为“植树将军”。驻兵徐州时，带兵种植大量树木，并写一首护林诗喻示军民：“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路旁植树
路旁植树制度始于周代。河南洛阳是最早施行这种制度的城市。周代，洛阳各干线车马大道上都有绿化。当时规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树，置庐舍并藏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最初的道路植树，是作为道路的里程标志，尔后发展成为绿化道路。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小雅·采薇》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诗经》中颂扬召公的《甘棠》中写道：“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从《甘棠》三章中，说明路旁草木盛茂，人人爱护道林，也可以看出笔直的周代车马大道的两旁，植树很多，管理得很好，人民也倍加爱惜道旁树木。《左传·襄公九年》，有晋国军队曾“斩行栗”的记载，说明春秋时期的道路植树相当普遍。到了秦代，洛阳的东方、东北方、西方车马大道，每隔三丈(今6.9米)远植一棵松树，也就是西汉贾山在《至言》中所讲的“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代大道旁栽植桐梓之类的树木。隋大业元年(6XX年)，炀帝在开凿洛阳至扬州的大运河同时，在运河两岸开大道，“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至元代，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树木者，由“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条治罪。”道路植树制度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以树代坟新观念
人总要死，死后“入土为安”是炎黄儿女几千年的传统殡葬观念。但是严酷的现实已摆在我们面前：我国的土地资源已难堪“入士为安”的重负，逝者与生者争地的问题已经日趋尖锐。因此以树代坟应运而生。它是一种把死者的骨灰埋葬在树下的安葬方式。有利于节约土地和环境保护，在国外和国内的辽宁等地已较普遍。
西安“比翼鸟”种植“恩爱树”
1999年3月12日上午，在终南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来自古城西安的40余对恩爱夫妻，亲手种下了一棵棵象征爱情永恒的常青树，从而拉开了“夫妻共植一棵恩爱相守常青树”活动的序幕。
由陕西省环保局、林业厅、省妇联、省总工会等单位发起的这项活动，受到西安众多夫妇的欢迎。它以“美满婚姻、贵在有终、保护环境、造福后代”为主题，旨在通过这种新颖有趣的形式，唤起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据组织者介绍，报名参加植树行动的人非常多，既有新婚夫妇，也有白发伴侣。原地矿部动力研究中心的董振中和老伴刘宝如说，这棵爱情树种下后，就是我们俩的爱情见证，死后我们还计划把骨灰也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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