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些论著中开始使用，但是总的来说，使用得还不普遍，通常比较多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发表了严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汤一介的题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文，用的概念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文集中，也只是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新建设》杂志在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李光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谈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会，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是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业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20]这个定义同严北溟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下的定义差不多。孙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的哲学概括，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则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哲学。”[21]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混乱，走入了歧途，这期间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内涵的科学界定
严格说来，普遍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界定，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不仅明确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还作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2]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热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积极提倡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恢复、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要学习哲学，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在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完全赞成陈云关于要提倡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的建议，他认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打下根底”的好办法。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23]
1981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号召下，在《决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高等院校、部队院校、党校干校中普遍开设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课程;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专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专著。
也就是在这种新的学习热潮中，很多理论工作者不仅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给这个概念的含义加以科学界定的问题。经过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讨论会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接受了龚育之提出的一个看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24]党的十二大之后，学界普遍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这个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关系，也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关系。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就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区别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讲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那些科学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认识当然不能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从酝酿到提出、再到明确使用和对其含义给予科学界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二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三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四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原理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毛泽东通过《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矛盾论》等著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尤其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如今，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已经成了哲学原理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应用哲学的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特别表现在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建设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中。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研究战争的方法论;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法，以及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思想。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又统一又斗争的方针;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等思想。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法;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思想。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重点与非重点;统一性与独立性;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等思想。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渗透的、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进行了重要探索。毛泽东多次讲过，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哲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现在从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工作方法十六条》等等中均能深刻感受到哲学的魅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实质就是哲学的问题，它们是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和转化形态。毛泽东提倡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学点哲学;要想做好工作，必须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等等。
毛泽东为哲学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
他破除了哲学神秘论，哲学在人民群众的认识领域甚至日常生活中，从来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影响大。
(二)在现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只有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没有别的哲学。事实上，除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外，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努力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家，其突出代表包括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识论》，改造了佛教唯识宗的学说，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金岳霖著有《论道》、《知识论》，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学体系和知识论体系。冯友兰著有《新理学》，将西方的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结合起来，也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哲学体系虽然总体上是不科学的，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和哲学体系中还是有着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具有参考意义。另外，梁漱溟、张东荪、贺麟等的哲学著作也有一定影响。在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中，研究领域不要太窄，不能采取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办法，应该在比较中认识真理。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谁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流?谁代表着现代中国哲学的方向?凭心而论，那只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