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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教育 究竟是培养孩子还是抹杀孩子?
据现代教育报报道，调查结论称，顶拉小学食堂和运营商均无《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从未接到该校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的申请。相关责任人在营养餐供应过程中执行有关规定不到位，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得力，导致了事件发生。
4月15日，记者获悉，镇雄县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对塘房镇中心校校长郎为邺、塘房顶拉小学校长吴道顺给予行政撤职处分;对塘房中心学校分管营养餐工作的副校长成卓、联系顶拉小学的副校长吴学常、顶拉小学营养餐管理员汪武菊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县教育局分管副局长申庆志、塘房镇分管副镇长汪武文进行诫勉谈话，责令写出深刻书面检查;责令教育系统将此事件通报全县，加强学校营养餐等相关工作的监管力度。
两月内发生三起营养餐卫生安全事件，云南要求强化安全管理
据云南省教育厅通报：3月13日，昭通市镇雄县木卓乡六井村苍坪小学203名学生食用“天天乐”蛋黄派后，部分学生出现身体不适症状，59名学生入院检查;4月11日，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漫湾镇中学、镇小学183名学生食用中午饭后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现象。
包括顶拉小学在内的上述3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涉及学生600余人。目前，这3起事件都在善后处理过程中。
4月9日，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当天上午，学校举行升国旗仪式，一名高二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时，将之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悄悄换成另外一篇抨击教育制度的文章。5分钟的演说中，这名学生“慷慨陈词”，表达自己对现行升学和教育制度的不满，抨击父母强加给自己所谓“理想”，引起一片哗然。
无巧不成书。4月10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韩国青少年开发院及美国某调查公司联合发布了“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留学意愿及生活意识比较研究”。调查发现，对中国高中生而言，“为寻求更好的教育环境而出国留学”成为较其他三国尤为突出的愿望，77.6%的中国高中生愿意为寻求更好的教育环境而出国留学，这一比例比韩国和美国高37%，比日本高60%。
一份陈辞，一种数据，足以代表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出了问题的。对此，或许不少人有质疑，比如上述的校方事后就给出了“不适当的场合，言论不当，用词过激”的解释。此外，还有不少一直高唱“中国教育成功论”的学者和官员。
对于前者，该学生的言辞是否“过激和不当”不妨暂且搁置，即便校方的解释的确有道理，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即是什么给了这个在大多数师生眼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如此大的勇气，让他费尽心思且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去发出如此“用词过激”的“不当言论”呢?而恰恰正是这个“用词过激”的“不当言论”，使得不少同学做出了和校方相反的判断而给予了“热烈鼓掌”。
对于后者，对中国教育是否成功的判断，不妨做两方面分析，一是30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巨大，如“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包括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学前教育正在加快发展”等，这些成就早已经记录在册，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而且也否认不了的。但问题并不在此，关键是持这些看法的人如何看待“近年来日趋高涨的出国留学热潮并不断低龄化，以及国内高考(微博)状元纷纷弃国内一流大学而奔赴海外的‘用脚投票’”的现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折射出了在教育改革深化发展，围绕“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涉及教育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上的差异。联想到对上述问题校方给出的“过激和不当言论”的判断，以及一些学者和官员对学生“用脚投票”的不屑一顾，说明在教育基本满足人民群众有学上的需要后，对于上好学的需求乃至对于什么是好教育的判断标准上面，还远远未能达成一致认识。而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针对一些热点难点等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的就是认识上的统一。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教育亦不例外。“钱学森之问”提醒我们教育改革还远未到论功行赏时候，越来越多教育对象对教育的感受绝不应该被忽视乃至另眼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好坏判断的标准应取决于承受方而非提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