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真研究对比了这些案例后，董协良分析认为，学术造假包括“七宗罪”：一是申请过程中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科研经费；二是科研产出与获得的经费之间严重失衡；三是不正确的科研业绩观；四是部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五是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六是研究过程中数据造假；七是学术论文一稿多投。
“国内高校的学术造假有愈演愈烈之势。抄袭者不仅有讲师、教授，甚至还有博导。”该如何遏制此种情况？董协良提出，必须追究监管机构失职责任。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了“玩忽职守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等各级学术经费管理机构均属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对发放的科研经费都负有监管责任。监管不力，“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但目前的学术管理领域，这一责任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至今没有依照这一刑事法律追究渎职责任的先例。
董协良还认为，目前对学术造假者，除各单位内部处分外，暂无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从行政处罚看，我国根本没有对学术造假进行处理可依据的法规；从刑事处罚看，一般公民骗取国家财产可构成诈骗罪，对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家财产可构成犯罪的情况，只规定了贪污罪。但上述两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学术造假行为中骗取拨款和经费并非用于据为己有，而往往是用于制造虚假的所谓学术成果，骗取个人经济利益、学术地位和职务职称，不符合前述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因此，依据现行法律无法追究学术造假者骗取科研资金的刑事责任。
“法律的局限放纵了学术不端之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法律对学术不端的惩治力度非常小，而现行法律条款中，如果被抄袭人本人不起诉的话，抄袭人就不用负法律责任。
乔新生教授分析，对于抄袭剽窃类纠纷，目前我国大致有3个受理机构：各高校学术委员会、版权局、法院。此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还有针对本系统的道德委员会。
但在现实国情下，学术委员会很难做到完全独立自主；同时，遇此类纠纷，版权局只能调解，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需到法院起诉。而法院方面受理这类案件时，通常会委托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如果专家意见出现分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便相对较大。
但实际上，从多数国人的行为习惯出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在法庭上兵刃相见。同时，缺乏有效的裁判救济机制与惩处机制，也导致受害人纷纷放弃维权之念。于是，出现了学术不端行为在网上曝光热闹，而法院诉讼冷清的奇怪现状。
拥有辖区内全国最大高校群体、219个中央、市属及区属科研单位的北京市海淀法院统计显示，近5年该院受理的学术不端纠纷不到10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