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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①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刊物。它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国丛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详细地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记录均来自早期传教士的耳闻目睹，都是第一手的材料。特别重要的是，作为鸦片战争的目击者，传教士以及其他在华西方人在《中国丛报》中留下了大量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的珍贵史料，对于清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世纪以来西方人陆续在中国出版各种西文报刊，近代中国最早的西文报纸是《蜜蜂华报》（A Abelhada China，1822一1823），在澳门出版，为葡萄牙文。在《中国丛报》之前出版的英文报纸有两份，一是《广东纪录》（Canton Register，1827一1843），一是《华差报与东钞报》（Chinese Cour and Canton Gazette，1831-1833），②《中国丛报》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期刊。两家英文报纸虽然创办早于《中国丛报》，但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商业的内容，《华差报与东钞报》创办不久就停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刊载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专利权的文章。从份量上看，《中国丛报》每卷大约600页，并不少于报纸，而从内容上看则要丰富得多，几乎涵盖中国的方方面面，它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1829年裨治文来华前夕，美部会（Amet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给他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⑦显然，当时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来华后，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中西之间的交流基本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思想道德层面的交流少之又少”，这样的状况不仅让他感到“吃惊”，更使他感到“遗憾”。虽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写过不少报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来，它们不仅鱼龙混杂，还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毕竟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提供更新和“不带任何偏见”的信息。他的想法得到了伦敦会（London Mi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一1834）的支持。马礼逊是近代最早来华的传教士（1807年），早在1817年5月他就曾支持另外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l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了英文季刊《印支搜闻》（TheIndo-ChineseGleaner’，1817一1822），其内容包括：“来自中国和其邻近国家的各种消息；与印度、中国等国家相关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杂文逸事；译自汉语、马来语等语言的翻译作品；关于宗教的文章；关于印度基督教传道差会的工作进展；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状况。”
网友对中国丛报的评论
张先生的这份目录可谓是功德无量，也充分展示了张先生作为中国研究国外汉学的领军人物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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